从1936年4月开始，上海的茶业界被一片愁云惨雾萦绕，茶商们陷入了空前的恐慌。
国民政府实业部电话铃此起彼伏，十有八九是茶商们的抗议来电；报纸更是连夜加印，刊载茶商们的呼吁。
这一切慌乱的来源，便是4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祁红统制。当天，安徽与江西两省政府在安庆联合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从此，皖赣红茶将由省政府直接贷款，直接运销。
作为中间商的茶商们，眼瞅着，饭碗要被砸了，空前地抱成了团，不仅派商界代表到安徽与政府商谈，甚至还停兑歇业。
这场不见硝烟的“官商之战”，现在看来不过是乱世中的又一段插曲，即便是在当时也未能够引起全国的关注。然而事实上，它的背后是中国茶业自晚清以来的兴衰浮沉。
产茶大国为何要进口茶叶？
自17世纪初中国茶叶风靡欧洲后，中国一度是世界茶叶的最大输出国。1875年，安徽祁门地区改制红茶成功，因其独特的香气以及优良的品质，祁门红茶在国际上一路畅销。
祁门红茶创制人胡元龙的制茶要领手稿，现存于祁红博物馆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祁门红茶的实际年产量达到四五十万担，占中国整体红茶输出量的80%。
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祁门红茶荣获一枚大奖章和两枚金牌，成为中国茶叶最具国际声望的代表。纽约、旧金山等银行、贸易行纷纷组织代表来华考察，购买货源销往欧洲。
然而繁花似锦背后，早已危机四伏。印度茶、锡兰茶、日本茶，利用现代化机器生产，渐有后来居上之势。
最终，时间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无论产量、销量，还是质量，中国茶业衰象毕现，年产量降到了仅五六万担，对外出口更是低迷。
以祁红为例，祁红由于制作成本问题，以及受国际汇兑的影响，价格居高不下。在国际上邻居们工业化生产的十面埋伏下，祁红对英国的出口量，从1932年的25625.31担逐年递减，到了1934年已经比之前少了4095.35担。
原本就非产业化的茶叶种植更是受到了严重打击，茶商无钱购茶，茶农则放任茶叶生长，以致过了祁红上市时间。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进口的外国茶叶、咖啡和可可开始取代国产茶叶。
祁红的处境是当时整个中国茶业的一个缩影，产茶大国到头来却要进口茶叶，与国内茶业的生产和运输销售模式有很大关系。
一片茶叶，从离开中国的茶园到制茶装箱，再几经转手，最终出现在伦敦某个午后成为下午茶的主角，期间经历了很多复杂的中间环节。直观来看，光中间商就有好几层。先是上海的购茶洋行，他们不但垄断了所有的外销订单，连市场的茶价也由他们决定。其次是茶栈，放贷款给地方的茶号让他们收茶制茶，再转手把茶叶卖给洋行。茶号用现金向茶农购买毛茶，回去再亲自加工精制或者转手他人继续赚差价。
这些明面上的剥削，外加交易中洋行的任意划价或是茶栈的低价收购等非常规操作，导致处在最底层的茶农几乎年年吃亏，对于茶叶种植的投入也就越来越少。外国进口商剥削洋行，洋行剥削内地茶商，内地商又去剥削茶贩再到茶农，这样的恶性循环成为了之后政府祁红统制的重点，也是造成官商之争的主要矛盾。
官商斗法：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
根据当时安徽省政府的说法，1936年实行祁红统制就是因为茶商和茶农之间存在太多层的剥削操纵，导致运输还有销售都受到层层限制，最终“产量日减，销路日落”。所以为了复兴中国的茶叶，政府要开始宏观调控，“统制运销”。
政府为此做了很多配套规划：制定了统一的运销路线；请国内外专家来评定茶叶品质以及价格。销售上，计划绕过洋行直接外销国际。此外还施行了一些减免茶税的政策，或是派技术人员出国考察等等。
这意味着，今后只有在符合政府规定标准并登记过的茶号，才能运送茶叶到市场销售并且获得银行的贷款用来收茶制茶。
看上去，就是政府在出钱出力，削减中间环节的费用，为茶农们谋利。
可惜，不是所有人都拍手称快的，上海的茶商们首先就不买账了。政府这么做，显然是绕过了他们这些中间商。简直是砸了他们的饭碗，于是一场官商之间的“斗法”就展开了。
民国时期的红茶凭票
3月29日，上海市洋庄茶业工会向实业部发电报恳请撤销皖赣两省红茶统制。
4月1日，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不理会“恳请”，迅速成立。
4月9日，上海市商会又致电实业部，再次恳请撤销统制，电文中就直白的指出“今以统制之名，行省营之实，……使茶商求生无地。”而安徽省政府对此颇不以为然，因此敷衍了了。
4月15日，上海茶业界眼看撤销无望，只能另寻出路，派了茶商代表孙子茀、卓华谱、卓镜澄三人到安徽向省财政厅还有建设厅提出“官运商销”的折中办法，即政府只负责运输，不干涉茶栈销售茶叶。
然而这个提议又落空了。于是上海14家茶栈决定联合抵制，4月21日茶栈开始停兑歇业。而安徽省政府的态度却是越来越强硬，毫无妥协的意向，双方一直僵持到5月初。期间实业部一直对安徽省政府的统制决定持着默许的态度。
面对政府的“消极调解”以及地方政府的强硬，最终上海六家经营祁红的茶栈不得不向政府妥协。
战时祁红短暂的春天
祁红统制的施行，是颇见成效的。祁门县的红茶产量在三十年代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1919年祁门全县有茶园1133.3公顷，1933年有茶园增至2666.7公顷。1933年时祁红年产33209箱，到了1939年增长到了69859箱，占全国外销红茶产量的三分之一，与1928年五千多箱的产量相比更是天壤之别。
民国包装精美的茶叶
此外，统制前夕就已投入运营的祁门茶业改良场，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茶叶科研机构，也不断地增产优良品质的茶叶。1936年，《申报》《中央日报》都对改良场生产的祁红茶叶售价达到新高做了报道。
据1936年6月1日《申报》的文章《祁门茶业改良场所制祁红》称：“本年祁门茶叶改良场精制红茶46箱，运沪排名祁红，经中外茶师品评，认为该茶做工、叶底、水味、香气等在祁红中均称上乘，闻已由委员会农业处办理茶叶联合推销驻沪专事处，售与怡和洋行得275元。”
《国际贸易导报》（1937年9卷2号）则刊载改良场首任场长吴觉农先生的文章《一年来之茶叶》，文章称：“祁门茶业改良场今年开始大量生产红茶问世，形式整齐，色味俱绝、叶底明净、茶身清洁、售价之高、开最高纪录。计头批售价达275元，二批达240元，三批90元，甚至夏茶售价达170元之谱。”
这对于曾经一度低迷的国内茶叶市场来讲，实在令人鼓舞。
同年，为了刺激茶叶品质的提升，在安徽祁门和屯溪最先举办产地检验。由上海商品检验局派遣检验人员，在祁门、至德、经公桥、景德镇等四个检验区，设办事处，实施产地检验。
这项工作是由政府领导，各个茶号都必须强迫检验。凡是检验合格的，给发一张产地检验证，不合格的不仅没有证书，而且会被上报给皖赣红茶委员会运输组织，也就是意味着将运不出去，自然也就卖不掉。
此举保证了茶叶从原料到制作再到储存均合格达标，也在之后的国际市场上提高了中国茶业的信誉。
这份信誉，不仅使销路逐渐拓展，甚至出现过祁红供不应求的情形。尤其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方面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沿海人口也有很多向内地迁徙，消费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为了增加外汇收入支持抗战，在全国范围推行茶叶统销政策，客观上促进了江南茶业的发展，祁门地处徽州山区，又与杭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毗邻，地理位置独特，祁门红茶曾一度销量大增，发展迅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战争阴霾下祁红再度蛰伏
可惜的是，统制带来的祁红春天转瞬即逝。一方面茶号玩弄种种伎俩，对茶农进行价格剥削；另一方面茶号自己又被银行剥削。银行的利息看似减轻，但是其他附加条件都可以使人从中渔利。
同时，安徽省政府虽然对茶栈商人十分强硬，但是面对上海的洋行，却在不断地妥协，最终保留了洋行早先就一直征收的各项不合理的杂费。尽管运销委员会曾尝试过绕开洋行直销茶叶到海外，然而这个“愿景”也还是落空了，洋行仍然保留了之前对外销茶销路的垄断。
而祁门茶叶改良场方面，由于一直受经费的限制，也未能充分发挥其职能。1941年末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本人对中国海上进行封锁，切断了祁红的主要销路海外市场，使祁红产业陷入极端困境。改良场自然也难以为继，暂停所有的科研工作，进入保管状态。
刚稍有起色的中国茶业又因为局势的动荡而衰败下去。以祁门红茶精制的实际生产状况为例，在1939年达到顶峰之后，1940年虽减量不少，但是仍然生产了6万多箱，但是到了1941年的时候，年产就只有不到4万箱，到了1942年更是不足万箱，只生产了3971箱红茶。一方面，农村受到战事的波及，农村与农田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而农村地区的壮年劳力以及传统运输畜力都被战时征用，生产力减低，运输不畅，已生产茶业则大量囤积。另一方面，战时物价高涨，农村生产以及生活成本也随之增高，而为了应付战事，祁红统制的资金依靠——银行贷款——在这一时期也不得不减少甚至停贷，导致农村的生产资金更加匮乏而不得不缩减种植面积甚至放弃茶园。
除了生产同样受到战争影响的，还有销路，由于战事蔓延，原本的许多运输渠道都不再通行，这种状况下，不得不采取更加曲折的运输路线。而国际贸易更是随着战争的灼热化而受到严重影响。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单是祁红的外销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40年代外销量一直难以破万，在1945年战争的尾声时，只出口了2700箱。
祁红的再次复兴便是1949年以后了，曾经沉寂于寒冬的祁红产业，老树新枝，经典制茶技艺薪火相传，迎来新的勃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