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世纪，我国茶叶的出口规模首次超越丝绸和陶瓷，之后一度占到了总出口额的九成，这些茶叶大量流入酷爱茶叶的英国，对中贸易入超。
殖民掠夺发家的英国人自然不愿看到白银外流，由此，所谓的“伦敦皇家植物园园长“罗伯特·福琼暗中潜入中国，意图盗取当时最具经济价值的植物——茶。
内忧外患的中国茶叶
1848年6月，福琼到达上海，并混进一只茶商队伍前往内陆茶山，盗取大量茶苗和茶种，并运到殖民地印度，但这一批茶苗很快全部枯死。
1851年2月，福琼再次来到浙江、安徽、福建等地，共采集了17000粒茶种，23892株小茶树，甚至拐走了8名经验丰富的武夷山制茶师傅。
1858年，在英国的大力扶持下，半路起家的印度迅速发展出机器先进，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政策宽松的茶产业，在国际上成为中国茶叶最大的竞争对手。
1888年，中国茶叶对英出口量被印度迅速反超，一战期间，英国在我国通商口岸建厂制茶，实行资本入侵，到了1921年，中国茶叶仅占世界出口量的8.79%。
反观国内，由于清末民初政局动荡，军阀割据，从茶山到港口，茶叶运输要缴纳十几次税费，直接导致中国茶叶价格飙升，给了印度茶叶弯道超车的机会。
更糟糕的是，高昂费用使部分茶商以次充好，甚至将桑树芽刷上染料混入茶叶，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中国茶的国际信誉跌落谷底，几乎再无翻盘机会。
直到1937年，吴觉农等仁人志士，集体向南京政府全国经委会请愿，直属国家的中国茶叶公司才得以成立（以下简称中茶司）。
中茶司的出现，看似将全国各地的茶商豪强势力拧成了一股绳，吸引了诸如浙江庄晚芳、四川葛林中、江西葛敬应等大茶商的加入，形成了人才济济的局面。
然而团结之下，利益不一致的众人各怀鬼胎，始终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甚至还出现了贡献最大的吴觉农被众人排挤，职位下调的内斗现象。
更严峻的是，就在中茶司成立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茶司在江浙闽徽等地投资建立的茶叶基地先后沦陷，总部也数次易址，公司内人心惶惶，无心经营。
危机之下，亦有转机，外敌入侵使中茶司被迫将茶叶生产中心，从经济较好的东南沿海转移到西南内陆，也让众人看到了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茶叶圣地——云南。
由此，云南开启了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茶叶生产规划，佛海茶厂（勐海茶厂前身）、康藏茶厂（下关茶厂前身）等也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制茶救国的云南茶厂
1938年9月，中茶司派出日后的总经理郑鹤春和“滇红之父”冯绍裘，到云南考察茶叶资源，并和当时云南省经委会主席缪云台、建设厅厅长张西林达成共识。
到达云南后，一行人原本打算借助滇越铁路，考察墨江、佛海（今勐海）、思茅（今普洱）、缅宁（今临沧）、顺宁（今凤庆）等大叶种茶叶资源丰富的地区。
不过因为时局紧张，交通闭塞，出行不便，考察团就只考察了部分地区，他们一边调研，一边采制鲜叶，还在凤庆试制出了品质优秀的滇茶样品，这让众人大喜过望。
考察大获成功后，中茶司总经理寿景伟，和董事长卓宣谋都飞抵昆明，与富滇银行等云南本地势力，一起洽淡顺宁，佛海，宜良等地的投资设厂开发事宜。
不过由于各方都不愿多出资本，原定两百万的投资计划最后缩水到了十五万元，为了平衡这个脆弱的利益共同体，中茶司决定让左右逢源的郑鹤春为总经理。
1938年，“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茶司）正式运作，次年派遣冯绍裘赴顺宁建厂，范和钧先任宜良实验茶场场长，后赴勐海筹建茶厂。
国难之下，云茶司的茶叶经营重点是销往国外，换取外汇，因此筹建的这些茶厂主要生产红茶，范和钧领导下的勐海茶厂还曾为苏联定制过青砖，以换取军火。
这时八中茶标尚未问世，这些茶叶使用的是盾牌商标，上面的十二星图案，是蒋经国新生活运动的标识，下面则是"The Yunnan Tea Corporation"的缩写。
云茶司生产的不同茶类产品，使用的商标虽不尽相同，但都是由这个盾牌商标衍化而来，如胜利牌云南红茶，和建国牌云南红茶。
1939年末，茶叶生产初见成果后，云茶司又扩大经营，在昆明成立复兴茶厂（昆明茶厂前身），主产复兴牌沱茶和方茶，尝试经营普洱茶这一门类。
1941年， 中茶司又和蒙藏委员会的格桑家族合作，共同成立了康藏茶厂(下关茶厂前身)，开始生产销往藏区的宝焰牌紧茶，自此，几大民国国营茶厂全部亮相。
不过，云茶司仓促之下生产的普洱茶品质，还是无法与一众民间号级茶庄竞争，在宜宾被列为三等，范和钧担心普洱茶在路上发霉，还犯了二次烘焙的错误。
也正是由于茶品质量一般，卖不出价，云茶司生产的这些普洱茶产量都不算多，比号级茶数量更加稀少，这些旧民国商标也随着历史长河逐渐远去。
更遗憾的是，在炮火连天中诞生的云茶司，虽然一直在竭力运作，换取外汇支援祖国抗战，但影响力终究有限，无法在那个时代中拯救国家和人民。
1941年末，日本悍然发动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缅甸沦陷，要道被毁，云南边境屡遭空袭，茶厂停摆，瘟疫横行，通货膨胀，云南茶叶生产大幅衰落。
覆巢之下无完卵，一众号级茶庄的经营也异常艰难，宋聘，洪记，同庆，可以兴等茶庄或是停产，或是举家迁往越南和泰国，或随国民党残军流亡金三角。
1950年3月，云茶司及四大茶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管会接管。民国中茶司和旧国营茶厂的时代虽然结束了，却给当时的云南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短短十几年里，茶叶资源无比丰富的的云南，得以与现代资本，人才，制度，设备相结合，云南茶业首次具备了现代化生产的基础条件。
在这短短十几年里，陆续出现了后世几大国营茶厂的前身，及滇红之父冯绍裘、勐海茶厂首任厂长范和均等茶叶人才，对普洱茶产业发展产生诸多深远影响。
在这短短十几年里，得益于中茶司的充分发掘与推广，原先被边缘化的江外临沧茶区逐渐发展，成为了如今可以与西双版纳，普洱并立的三大普洱茶产地。
而这些，都是前人留给云南普洱茶产业的巨大财富，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个规模化生产和现代化管理的普洱茶时代，终于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