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思普区的盐茶马道，是伴随著盐茶的生产、运输、销售而兴起的。据光绪《普洱府志》载，普洱茶早在唐代就已行销西蕃。其卷十九《食货志》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代时已开始有茶马市场，「以茶易马」。
普洱茶马道 茶香溢四海
元代时茶叶已成为边疆各族人民相互交易的重要商品。到明朝时，谢肇淛已在《滇略》中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的记载。万历年间，在普洱已设管理茶叶贸易。据考历史上普洱茶远销量号称10万担以上，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仅从普洱远销西藏的茶叶就有三万驮之多。清代中叶，清政府已在普洱府和思茅厅增设官茶局，商人经营茶叶要向官方领取「茶引」（即执照）。
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在攸乐山设「攸乐同知」，统兵五百防守山寨，徵收茶捐，当时每年约有马帮一千余驮运茶叶，然後转运普洱府加工精制。由於瘴疟流行，乾隆元年（1736年），清政府将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从此思茅又成了普洱与西双版纳之间的茶叶中转站，思茅也因「普茶远销」而繁荣起来。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76年），思茅城商旅云集，市场繁荣，「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紫胶）者络绎於途」，滇南商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印度、缅甸、暹罗（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国，均有商人来往於西双版纳和思茅、普洱之间。这时期的普洱茶马道异常兴盛。清人擅萃《滇海虞衡志》中云：「普茶，名重於天下，此滇之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於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矣。」道光《普洱府志》载：「车里（景洪）为缅甸、南掌（老挝）、暹罗（泰国）之贡道，商旅通焉。威远（景谷）宁洱产盐（指磨黑），思茅产茶，民之衣食资焉，客藉之商民於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寓焉。茶马道之商旅络绎不绝，由此可见一斑。
茶马古道 普洱八景
1983年思茅地区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古茶马驿道，至今还有那柯里驿道、茶庵塘驿道等。「那柯里驿道」是思茅至普洱之间，在今普洱县境内同心乡那柯里村的一条古茶马驿道。清光绪时，称那柯里塘，设兵6名，归中营左哨头司把总管辖。今还可见用人工打制的条石和砾石铺就的石道，路面宽1.4公尺，有石台阶盘旋而上，全长断续30公里。
「茶庵塘驿道」是普洱至磨黑以北到省城昆明，内地南下到思普区的一条古茶马驿道，在普洱县城东北12.6公里的茶庵塘坡头，海拔1960.7公尺，是古代重要关哨讯塘之一。清光绪年间，曾在此茶庵塘设五名住守。明末清初，为了方便向京城进贡「普洱茶」，便由普洱到省城昆明修了一条「官道」，陆陆续续铺砌了一些不甚规则的方形、长形石头。这条道也就成了商旅行人骡马运输茶盐来往的交通要道。
驿道在蜿蜓的群山峻岭之中，过去有一小寨人住在这茶庵塘道旁，除从事一点农业外，多数是设店卖茶卖饭，接待过往茶马道的行人马帮的，因称茶庵寨子。茶庵塘因山高路险，故有「茶庵马道」之称，故亦成了清代「普洱郡八景」之一。现今还可看到宽约2公尺，断续长约6公里的茶马古道，石上已踏出2公分深的马蹄印，历史之久，由此可知。
关於清代进贡普洱茶的情况，从「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於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两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鲜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乾茶。每斤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当时，地方官员要备办「贡茶」，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均以茶作主要经济来源和物物相换的对象，所以几乎处处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充斥。
据考，「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於春秋二季来回於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随著茶叶运输的繁忙，客栈、食馆、商店也应运而起，生意兴旺，第三产业在交通沿线发展起来。」来往於思普区的马帮运输有几条干线。其一，「由下关经凤庆（顺宁）、云县、临沧、景东、景谷、双江运输猛库茶、凤庆茶至下关加工为沱茶，每年约有驮马4000～6000匹驮运。」其二，「由蒙自向西至临安（建水）、石屏，往南至江城抵西双版纳。」其三，「以玉溪为起点，经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
海关纷纷设立 剌激普洱出口
海关的设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运销。清光绪21年闰5月28日（1895年6月21日），清政府与法国在北京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其中第三条规定「议定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通商处所。」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国又强迫清廷在北京订立「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将在思茅设立英国领事官驻扎」，根据上述条款，1897年1月2日，法国在思茅建立了海关。
1902年5月8日，英国在思茅建立海关。据海关统计，自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一年（1912—1923）经由思茅海关出口的红茶，价值白银110210两。十八、十九世纪在思普区进行茶叶贸易的茶商有两大部分，「石屏茶商主要垄断易武茶区的茶叶运销；腾越、思茅茶商主要垄断勐海、勐遮茶叶的运销。
此外，中甸、德钦（当时称为阿墩子）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三百至五百匹来到西双版纳驮运茶叶，销往西康、西藏，每年约三千担。」在茶叶加工制作上，本世纪三○年代，思茅曾建立过「思普企业局」，并在勐海南糯山建立思普茶厂。解放前，黑江县有私营景星茶厂，为加工生产好茶作了努力。
普洱量大增 苛税跟著来
普洱茶发展了，产量增多了，利润增多了，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光绪年间，云贵总督还在普洱增设盐茶道，下设官茶局及盐提举司，加重了茶商、茶农的苛派。由於茶捐过重，茶农受损，茶商亦无利可图，以至造成「普洱产茶，颇为民害」（见吴应枚《滇南杂记》）。
「到光绪末年，普洱茶已由过去年产八万担的高峰跌落到五万担，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过去马帮络绎，商旅塞途的景象一蹶不振。」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全区茶叶产量降到15000担。到1949年时，全区茶园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量仅6992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普洱茶马道亦从兴盛逐渐走向了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