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卿：为何茶叶能告诉我们中国的“失踪女性”都去哪儿了

1990年，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失踪的女性”命题。森发现，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东亚、南亚和阿拉伯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男女性别比例存在显著差异。譬如，西欧国家的女性占总人口的比重大约为51%，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占比却在48%左右。假如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男女性别比例和发达国家相同的话，那么就应该多出超过1亿女性（其中超过1/3来自中国），现在这些女性居然在统计上不存在了，“失踪的女性”都去哪儿了？

从生理角度来看，在同等护理条件下，男性比女性更脆弱，更不容易存活。人类的性别比例大体遵循这样一种有趣的规律：因此出生阶段男女比例要略微高于1（约为1.05），到成年阶段男女比例大体上为1，而到老年阶段该比例将变得小于1，这时，同年龄段的女性要多于男性。但是从全社会整体来看，男女比例将维持在1左右。显然，发达国家的情形更加符合自然的生理规律，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情形更加耐人寻味。

我们假设，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出生阶段男女比例都是相同的，那么，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女性比例偏低的原因一定是，这些女孩出生后由于各种人为因素而过多地、过早地死亡了。这些因素包括：杀婴、遗弃、受虐待、营养不良、疏于照顾而出现的各种意外事故。的确，对于生活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的人来说，这些似乎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其深层次原因可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偏爱男性的社会偏好（文化），以及，更短期地是女性经济地位太低。不管何种原因，大量的女性在出生后不能活到老年阶段，甚至不能活到成年阶段就死去了，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现象。

一位年轻的美国女性经济学家奥斯塔（EmilyOster，2005）提出了一个使我们略感心安一点的假说，她认为，其实这些所谓的“失踪女性”一开始就没有生下来。她发现医学上有一种观点：如果女性感染了乙肝病毒，那么她生下来的孩子更有可能是男孩。考虑到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相对落后的卫生条件，尤其是大家都知道，中国本来就是乙肝病毒感染大国，因此，造成男女比例失调的“罪魁祸首”可能正是乙肝病毒，而不是过去所认为的人为因素所致。奥斯塔随后找来大量经验数据支持了她的猜想。

但是，两位台湾学者林明仁和骆明庆（2008）很快站出来反驳了她的观点，因为台湾从1986年开始对所有怀孕女性进行乙肝病毒感染检测，因此保留了超过3000万样本的原始数据，而从这些数据来看，尽管感染乙肝病毒的确会导致生男孩的比例略微提高，然而根本不可能达到令日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水平。此后，奥斯塔（2010）本人也再次用中国大陆某地的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同样表明她的假说在中国并不具有显著的解释力。也许，我们还是不得不回到最初的解释上去，那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发展中国家男女比例失调的根源是，经济文化上对女性的歧视导致的各种人为因素所致。

怎么找到经验数据来证明呢？另一位女性经济学家钱楠荺（Nancy Qian）2008年发表在QuarterlyJournalof Economics的一篇论文，巧妙地利用中国农业改革后茶叶价格的上升作为女性经济地位提高的代理变量，再次对“失踪女性”命题进行了严谨而细致的分析。她发现，在男性收入不变的前提下，女性收入增长能够提高女孩的存活率，也能够提高女孩受教育的年限，从而能够缓解男女比例失衡问题。现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钱，在写这篇文章时还是MIT的博士研究生，她也因为这篇论文而成为当时的学术新星。

中国的农业改革与茶叶价格提高

为什么中国的茶叶价格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失踪女性”的去向？或者换种说法，为什么利用茶叶价格的变化，能够解释是女性收入的增长而不是其他因素导致了女性存活率，以及由此导致了女性人口比率的提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逻辑上就要解释清楚，为什么茶叶价格的变化相对于女性人口比率是外生的。而要理解这一点，就要了解中国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业改革。

改革之前，中国的农业生产体制有两个基本安排：其一是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购统销制度，这个制度把农作物的生产与销售纳入到统一的中央计划；其二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按照中央计划，各类农作物分为三个种类：第一类是谷物、油料和棉花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作物；第二类是包括牲畜、蛋类、鱼、蚕丝、茶叶等在内的39种主要经济作物；第三类是其他农业产品（主要是地方特产）。中央计划对第一和第二类农作物制定收购数量指标和收购价格，并将收购数量分解到各个农场或生产队，而人民公社则为落实这种收购计划提供了制度保障。

经历了三年大饥荒之后，中国的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谷物生产，通过强制要求扩大种植面积来提高谷物产量。这种“以粮为纲”的政策导致中国的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的“逆专业化”现象，许多更适合生产经济作物的地区也不得不把大量土地用于完成中央的谷物生产指标。这种安排导致适合种植茶叶和水果的地区农民只能获得更低的收入。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自下而上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广，农业产量得到了大幅提高，在此背景下，中央大幅度提高了对谷物和经济作物的定购价和超购价，调价重点放在第二类经济作物上。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赋予了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权利。在这两大改革政策的影响下，包括茶叶在内的各种经济作物的产量和市场价值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茶叶价格的提高

果然提高了女孩的存活率

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初茶叶价格的提高能够反映种植茶叶地区女性收入的提高呢？这一点主要是由茶叶采摘的特点所致。尽管成年女性在茶树的种植和看护方面并不比男性占有优势，然而，茶叶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投入在于采摘环节。成年女性在采茶环节比成年男性和儿童都更具有绝对优势，原因在于采茶需要小巧灵活的手指，而且，茶芽越嫩越值钱，而儿童通常被认为更加粗心，容易损伤嫩芽；此外，茶树普遍不高，这使得身材更高的男性采摘更为不利。此外，采茶工作非常精细，这要求采茶人不能有任何偷懒和马虎，因此抑制了雇佣家庭外劳动力的可能——由于过高的监督成本。

在适宜种植茶叶的地区，男性通常从事完成国家收购任务的谷物种植，而女性则由于其茶叶生产上的生理优势而更多地转向茶叶生产。这样便导致改革后，在种茶的农户家庭内部形成了这样一个事实：茶叶价格的上升不但增加了家庭总收入，而且提高了女性劳动力的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换言之，提高了女性劳动力相对于男性劳动力的经济价值。

由此，钱楠筠便可以基于种茶地区和非种茶地区农户家庭内部女性收入比重不一样的变化，来衡量女性经济地位是否会影响不同地区家庭的女孩的存活率。但是，要确定两者的因果关系，还需要排除一些可能，譬如说，相比于不种茶叶的地区，是不是种植茶叶的地区本来就有更加偏爱女孩的文化传统呢？如果这个社会偏好确实存在，那就无法证明种茶地区女孩更高的存活率是因为女性经济地位的改善。好在，通过比较改革前两种地区的男性占总人口的比重，钱楠筠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没有发现改革前种茶地区有更低的男性比重，事实是那里的男性比重还要更高。但是改革后，种茶地区男性比重很快就低于非种茶地区了。

接下来人们可能要问，茶叶价格的提高及由此导致的成年女性相对收入的提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女孩的存活率呢？根据钱楠筠的计量分析，她发现，给定成年男性带给家庭的收入不变，如果成年女性的收入增加幅度达到家庭总收入的10%，则能够使得女孩的存活率提高1.3个百分点。这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她解释道，这意味着，如果女性的收入增幅能够达到20%的话，由此导致的女孩存活率的提高将消弭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男女性别比例的差异。换言之，中国数千万“失踪的女性”在这种情形下就都能够“回来了”。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即在男女经济地位不变的前提下，家庭总收入的提高也能达到改善男性性别比例的效果呢？钱楠筠分析了那些以种植对男女劳动力投入影响中性的经济作物的地区家庭收入数据，但没有发现这种效果。此外，她还分析了种植有利于提高男性经济地位的水果的地区的数据，结果发现，男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将明显降低女孩的存活率。

为什么茶叶价格提高

能够让更多女孩活下来？

理论上，茶叶价格的提高可能会通过四个途径影响到女孩的相对存活率：其一是，由于茶叶价格提高会使得父母认为，相比于儿子，将来女儿的收入更可能得到改善，从而增加了拥有女儿的意愿；其二是，如果女儿对于父母而言是一种奢侈品的话，那么家庭总收入的提高将增加拥有女儿的意愿；其三是，增加偏向女性的收入会提高母亲在家庭中的谈判地位，假如相比于父亲，母亲可能更偏爱女孩的话，则女性谈判地位的提高也会改善女孩的存活率；最后，成年女性劳动力的价值提高后，会导致性别选择成本的提高从而不愿意遗弃生下来了的女孩。

按照前面的计量结果，途径二并没有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而途径一和途径三似乎是更加合理的解释，途径四则由于数据缺乏的原因而无法得到明确的检验。这意味着，女儿在父母心里并不是消费品，而是投资品，因为成年女性收入的提高会使得父母对女儿未来的相对收入有一个更好的预期，因此父母更愿意把抚养大女儿作为一种具有经济意义的投资行为。由于途径二的被否定，茶叶价格提高改善了女性在家庭的谈判地位的假说，似乎得到了更强的经验支持。对于这一假说更进一步的经验支持还来自于，钱楠筠发现，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会同时改进女孩和男孩受教育年限的长度，而男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会减少女孩的受教育年限，而对男孩受教育年限没有影响。这也意味着，由于母亲和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更长，并且母亲往往比父亲更重视教育，因此，一定是母亲的经济地位提高后，她利用自己谈判地位的提高为所有孩子争取到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作者在文章最后写道，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昭然若揭：为了扭转发展中国家男女性别比例不合理的状况，必须增加成年女性的相对收入水平。如何才能增加呢？这已经是另一个研究话题了。在文章中，作者提醒我们，成年女性的相对收入水平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产前性别鉴定技术的推广将降低父母对孩子性别选择的成本，也许这会进一步带来发展中国家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她的这个猜测已经通过其他学者的经验研究而得到了证实，李宏彬等人（Hongbin Li & Hui Zhang, 2009）发现，B超技术的推广应用同时在中国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提高了男性的出生比例（尤其是城市地区）。当然，按照Ebenstein(2008)的研究，这种人为的性别选择，与中国的一胎政策具有非常大的关系。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将对婚姻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也许，从中国长远发展看，放宽生育政策的确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了。

本期导读文献：

Qian,N. (2008). Missing women and theprice of tea in China: The effect ofsex-specific earnings on sex imbalance. The 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 123(3),1251-1285。

本文首发《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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