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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士尤其是有点学识的文士交友甚广，社交频多。古人一旦结识，尤其是志同道合者，惺惺相惜，相互钦佩。这感情也是蹭蹭蹭得往上升，友谊可以到难舍难分的地步，可是再深的友谊，也总要分别。而且古人一别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而且不像我们现在分开了还有电话微信联系，所以离别在古人心中显得格外重要，十里相送，依依惜别。最著名的那句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就道出了李白和汪伦的真挚友情，如果是个画家就将这感情画进画中。明代沈周就画过很多送别图，其中有一幅还出现了旅行茶具，快和我一起去看一看吧。
沈周
沈周（1427年～1509年），字启南，号石田、白石翁、有竹居主人等，长洲人。明代文人画'吴派'的开创者，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书法师黄庭坚，绘画方法上，早年承受家学，兼师杜琼，出入于宋元各家，继承董源、巨然以及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吴镇的水墨体系。所绘山水画具有三远之景。
图1 明 沈周 画像
沈周作为苏州名士，能随时参与到当时各种盛大的雅士会晤，交往对象很多，一些与文人交往的绘画作品真实反映了当时文人的生活，“送别图”存在于任何形式的活动中，当有人相约游览自然风光或异地旅游时，当文人客访雅士庄园时，当文人为祝寿、登科等某一目的举行雅集时，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离别。弘治二年（1489年）仲夏既望（六月十六日），沈周为钱塘于孟功赴召入京师作《高贤饯别图卷》。
《高贤饯别图卷》中的旅行茶具
图2 明 沈周《高贤饯别图卷》局部
画上所画为一处郊外，沈周本人站在桥头，童仆紧随其后，双手托着一幅画卷，估计是沈周要最后送给友人于孟功的。于孟功此时回头和沈周在交谈，似乎在讲：“沈先生，你看我的下人都身负重担了，你还要送我什么东西啊？”沈周答：“于大人，我昨天连夜赶制了一幅画，今早你走得匆忙就忘记带了，刚让下人回去取。好差你都收着，希望别嫌弃。”“怎么会呢？谁不知道沈先生的画技了得，能得你画作相赠是我的荣幸。”……
如此这般对话该是十分有趣了，但因为画中的茶具，让我更感兴趣了。靠近河边的一位童子挑了个扁担，一边挂着三脚茶炉，一边挂着水铫。这边一位童子挑也挑了一个，一边是提盒（内有喝茶器具），一边是提炉。这与后期高濂（1573~1620年）设计的出行茶具“提盒”与“提炉”相对应。
图4 明 高濂《遵生八笺》中的提盒（左）与提炉（右）
高濂《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游具》中提到他曾自制此种“提盒”与“提炉”，共同组成一副担。前者“式如小厨”，最下部有小仓，可装酒杯、酒壶、莇子、劝杯等酒具，上部共有六格，每格高一寸九分，其中四格装果肴供酒觞，其余两格置鲑菜以供馔莇，“外总一门，装卸即可开锁，远宜提，甚轻便，足以供六宾之需”，可见除外有柜门外，基本仍属于撞式提盒的形制。后者“提炉”虽“式如提盒，作三撞”，但构造更为复杂，“下层一格如方匣，内用铜造水火炉，身如匣方，坐嵌匣内，中分二孔，左孔炷火置茶壶以供茶，右孔注汤置一桶子”，如图3（左）所示，可将茶壶和桶子嵌入格内烹茶或煮粥，并凿小孔以利于出灰和进风，出行时十分便携，上罩一盖，以使茶壶等不外露，得以美观，另有一格置炭以备用，十分周全。
明清饮茶风尚与提盒、提匣
江南饮茶风尚盛行，士人经常在一处游山玩水、雅集品茗、谈文说艺，他们注重茶事中的各个细节，尤其是茶具的制作与使用，彼时许多生活杂记、笔记小说、风雅指南以及绘画作品中都有关于茶事细节之描绘。明人许次纾《茶疏•出游》中就提及，当时的文人出行一定会携带茶酒珍馐：“士人登山临水，必命壶觴，乃茗椀薰炉置而不问，是徒游于豪举未讬素交也。”因此需要可分格置物的提盒、提匣来盛装：“余欲特制游装备诸器具，精茗名香同行异室，茶罂一、注二、铫一、小瓯四、洗一、磁合一、铜炉一、小面洗一，巾副之，附以香奁、小炉、香囊七莇，以为半肩；薄瓮贮水三十斤为半肩足矣。”所以明清时期提盒、提匣颇为流行，出游时可盛放各类雅具，如食具、茶具、酒具、文具等，分有多层（撞），上有横梁，方便提携或担抗。
现在故宫博物院藏有一系列长方提匣都与高濂所设计的橱柜式提盒相符合（图5），其上有提手、外有橱门、内部有尺寸不一的分格和抽屉。
图5 明 雕漆山水人物长方提匣
从于孟功到高濂，茶炉从外带到被装进提盒，容量也在变小。随着时间推移，古代“旅行茶具”整体和个别茶具都在越变越精巧，使用也越来越方便，真是时髦又别致。现代的旅行茶具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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