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秦汉时代，中国与西方就被“丝绸之路”连为一体。唐宋以来，海路取代陆路，连接起东西方;在丝绸之外，茶叶和瓷器成为新的奢侈品。在驶往西方的商船上，瓷器是必不可少的压舱物。
喝茶要用到壶、杯等多种器具，还有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器具之多，礼仪之繁，非其他任何一种饮料可比。唐宋时期，中国在瓷器制作技术上日臻完美，各种精美的细瓷为饮茶提供了物质前提。朱大可先生将茶、瓷、丝的三位一体称为“华夏帝国的器物贸易”，“茶汤在青花瓷盏里散发着热气。茶神站立在里面，犹如一位隐形的女神。青花瓷就这样跟茶叶构成奇妙的互生关系。它们是彼此印证的，仿佛是天然的联姻。”
明清以后，随着大航海而兴起的早期全球化运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贸易中重要的一环。经济史学家全汉昇先生指出，“在明清间出口贸易中占据第一位的丝货，尤其是生丝，到了康熙(1662~1722)末叶，或1718年，因为茶叶出口量激增，其地位却给茶叶抢夺了去，以后茶叶在海外贸易中都高居第一位。”
1517年，最早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从海上将中国茶叶带回欧洲，茶叶迅速取代香料，成为欧洲最热衷的“东方香草”。在整个17世纪，茶叶缓慢但不可逆转地从葡萄牙传到荷兰、英国、法国，又相继传到德国、瑞典、丹麦、俄罗斯等国。到18世纪，饮茶之风已经风靡整个欧洲。伴随着移民运动，欧洲殖民者又将饮茶习俗带入南北美洲和澳洲，中国茶叶就这样传遍了全世界。
事实上，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其真正的动因会令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冒险者并不是为了生存必需品，而是为了奢侈品，说白了就是为了发财。连接起现代世界的是亚洲的胡椒、香料、茶与鸦片，是美洲的烟草、砂糖、黄金和白银，是非洲的奴隶和钻石;所谓探险、发现、征服、贸易，等等，最终都是为了这些东西，这其中几乎没有一样是生活必需品，反过来，倒不乏毒品和罪恶，比如鸦片与贩奴。从道德意义上，现代化和全球化差不多是以邪恶的面孔出现的。
随着茶叶越来越成为国际硬通货，人们以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无中国的茶叶，就会因消化不良而死。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疏中就说：“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中国茶叶被欧洲人视为不可或缺的“香草”，宾汉在《远征中国纪实》的序言中写道：中国一直把西方人当作半开化的野蛮人，用一种“香草” 交换我们的产品，这种香草如今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的芬芳充满了使人欢快而不使人迷醉的茶杯。
从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因为茶叶而卷入全球化大潮。世界离不开茶叶，远甚于离不开中国;或者说，世界可以没有中国，但不能没有茶叶。18~19世纪恰逢中国清朝的中后期，在当时政府财政收入中，茶叶税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茶叶贸易也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传统经济。在清中期，仅瓯宁一邑，茶厂就不下千家，大者百余人，小者数十人，茶工上万。崇安县在“乾隆间，邑人邹茂章，以茶叶起家二百余万(两)”。
在整个18世纪的世界贸易中，茶叶主要来自于中国东南的武夷山，而茶叶出口交易只能通过广州粤海关“十三行”进行。为了限制对外贸易，清代设立了“公行制度”，类似于前朝各代的“市舶司”。即所有进出口贸易均由官府指定的几个牙行(洋行)经营，并将其组成“公行”，也叫“十三行”，但其实并非只有13家牙行，最多时达26家，最少时只有4家。外商被禁止与中国官府直接交往，一切命令和文书均需经过公行转达。茶叶从大山深处离开枝头，被烘焙加工后装箱，然后经过水路和陆路，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地运往通商口岸。这一路上既需要木筏、小船和大船，也离不开人力搬运和长途驮运。有人计算过，从茶叶产地到广州口岸，这趟茶叶线路长达1442公里，费时50天至60天，中间要换7次船，要交4次税。一担(100斤)武夷茶，从产地到广州的运费大约为3.8两银子，对欧洲商人的售价为9两，“十三行”的行商可坐地从中获取5两，可谓是暴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