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茶文化历史
其发源于神农，闻名于鲁周公
兴于唐朝，盛在宋代
而普洱茶因地处边疆
在历史的记载中很少有提及
好音乐，伴你阅读
不染简弘亦 - 不染
其实，普洱茶文化作为
马帮文化或茶马文化的代表
除了具备传统茶文化的精髓之外
更有不可复制的独特之处
即普洱茶的民族特性和历史底蕴。
本期昆仑说茶就带你
在茶文化谱系中查找普洱茶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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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KUNLUNSHUOCHA
纵向的踪迹
今天的学界对茶的起源问题表现出一种不易察觉、但一经发现就让人不可思议的两可态度。
对于那些自然科学背景出身的茶学家来说，中国茶的原产地无可置疑地位于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
濮人，也就是今天的佤族、布朗族等民族的先民，最先驯化其生存环境中的野生茶树，并进行人工茶树栽培。
这些最早的种茶者的后裔，以及这些野生茶树的遗种，至今仍然在那些地区存活着，它们的存在所揭示出的“起点”意义更多的是以自然史，具体说茶科植物分类史中的价值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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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中华文明史或者说华夏民族权力分类史中，这种存在直到近代晚期以前一直被另外一种意义的“起源”排斥在人们的视域之外，这点可以从中国汉族的正史和野史关于茶的文献记载中立刻见出：
神农氏作为华夏族群特别是其中心族群汉族追认的先祖之一，被认为最先发现了茶，也就是古书中所说的“荼”。“茶”和“荼”之所以被认为是同一种东西，是在古汉语通假字这种惯例体系下得以成立的。
不仅是汉族的始祖发现了茶，命名了茶，并且也是在汉字的构造体系内，使古今汉字因为偶然的错误而造成的这种延续性得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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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茶的起源就以汉文化特有的形式传承和书写下来。作为一个文化的发明者，神农虽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但可以肯定，他从没有踏入过澜沧江流域一步。
如果有人说神农是濮人，就像说茶的发明者是濮人一样，对于汉族视野中的正、野史来说都是一种颠覆性的，因而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
《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时，西南地区的巴蜀曾经将茶作为贡品上贡，却又只字未提巴蜀南方茶叶真正的来源地云南。
从这则野史中可以读出这样的信息：茶的上贡者，也就是茶的起源在汉族地区。当时上贡的茶是什么茶？是大叶种茶还是小叶种茶？这种茶是产自巴蜀呢？还是产自其南方更为蛮夷的地区？这点语焉不详，但是其间隐藏着巨大的差异。
如果上贡的茶产自巴蜀，以晋人常璩的视野来看，当时的巴蜀已经被纳入汉帝国文化版图内。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早在武王时代，边缘的汉族群（尽管边缘但仍然属汉族群）已经发明了茶。
但如果巴蜀不是茶的原产地，而只是一个中转站，那么，茶的“发明”权就有可能在汉文化的系统之外，在它的南端，也就是自然史中茶的开端之处。从文字上，我们似乎很难看到关于后者的暗示。
我们还要注意到的是，在中心——边缘、中央——地方之间的臣服与朝贡关系中，茶正是作为一种贡品出现在这种权力秩序中，也就是说，即便茶的“发明”权在汉文化系统之外的蛮夷那里，但对它的最终支配权仍然收归中心。
可见，在所谓有文字记载的乃至无文字的远古传说叙事中，从“起源”开始，关于茶的追述就充满着权力改写以及目的明确的杜撰。正是在这种关于权力而不仅是在关于自然的杜撰与改写中，茶的谱系学洞察出茶的自然史与文明史之间的错位，从而呈现出一种不是巧合的政治学意义。
我们可以进一步寻索历史，继续去发掘茶作为一种自然史对象与作为一种族群关系象征物对象被改头换面、张冠李戴的秘密。
汉代，也许是茶从它作为边缘的本真端点播散到华夏文化中心的开始，它的实际中转站正是西南边陲的巴蜀一隅。
也有可能巴蜀人在他近邻指导下完成了本土化的茶树移栽和培育工作，甚至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原地区后来盛行的小叶种绿茶有了它汉化的起源，但这点已经微渺难寻，无迹可考了。
从汉代到唐代，茶在中原地区以一种尚不是阳春白雪的形式生长、传播，可以想见那个时段的茶，在人们的生活中并没有被赋予像后来那样的风花雪月型的文化象征、诗性情感或仪典规范的涵义，而是以类似于柴米油盐的实用价值被人们消费和消化，至多像欧洲人才接触到茶时那样，将它的药用保健价值神秘化。
这种茶观更接近于西南方向的蛮夷。
也许把茶最终纳入汉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礼仪系统中进行象征处理的人首推唐人陆羽，这点从他的著作题名和后人对它的尊称中可以看出，“经”、“圣”都是极为典型的儒家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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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后，茶被文人士大夫以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格调驯化（或者说汉化），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权力的赋予与剥夺。
在这一过程的同时，一系列优雅的充满宫廷脂粉气息或江南水乡意境的茶品命名应运而生——贵妃玉环、龙井、洞庭碧螺春、君山银针、庐山云雾……在诗情画意的道具、程式、程序中，茶的本真面目、茶的精髓被湮没、榨干。
所有这些，和普洱茶道——即普洱茶精神相去甚远。
02
KUNLUNSHUOCHA
横向的踪迹
根据历史地理状况，绿茶似乎和中原汉文化包括其精神文化变迁和政治兴衰有某种密切联系。
而云南的普洱茶则以一种边缘的姿态，更多是与当地人的生存息息相关，因而别具一格。从中华帝国的政治格局看，绿茶为中心，乌龙茶为边缘，普洱茶则更加的边缘。
这种格局从当茶被纳入中华帝国文化系统中开始，直到今天，都是这样。
除了叶片大小之分外，茶叶在生物学性质上并没有太大差异，茶的制作加工工艺才是决定茶品和茶名的关键。这点我们在之前的昆仑说茶中也多次提到过。
正是这样，小叶种茶才会区分出绿、红、青（乌龙）几种。如果要为普洱茶在中国茶系统中定位，寻求它的独特性，除了明显的叶种区分外，制作工艺也极为关键。
茶的制作工艺分为采摘、选叶、杀青（萎凋）、发酵、成形，在这些环节中，可以发现普洱茶与其他茶种的区别或者说对抗。
虽然像绿茶一样，普洱茶也有杀青这一环节，但是人们仿佛是不忍心摧毁本已离开大地的茶的生命，仅仅将其中的部分酶驱赶出来，就像完成一个必要的驱邪仪式一样，在注入人们的呵护、话语和期盼的同时，却保留着茶叶在往后无数年中继续以有机物形态活动的活力。从这个角度说，普洱茶是不死的。
（1）杀青时，在茶叶中注入了人的精神因素，这种因素与茶本身保留的作为自然成分，也就是作为天的因素的酶，在茶叶往后的发酵过程中水乳交融。真正称得上杀青的只有绿茶，它将代表着茶叶、茶树生命中内在的青色以温文尔雅的手法杀死了。
虽然它可能对这个程序而言并非杀气腾腾和纯技术色彩的词，但真正意义上的杀青或对于“青”的灭绝属于绿茶。非常具有伪装性的是，已经死亡了的绿茶却被人为地制造出一种充满生机的绿色。
普洱茶没有杀死茶内在的绿色，但它的外表却以一种仿佛死去了的黑色呈现出来，死了的仿佛活着，而活着的仿佛死去。
（2）在遭遇开水冲泡之前，天人合一式的自然发酵将永无终止，当它变成饮品，将死未死之际又融入了饮者的身体，弥漫在后者的血液和精神之中。这又是再次的天人合一。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茶中，唯有普洱茶率先打破了名优绿茶的藩篱，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体系，而不是停留这程式化的“美学”当中，重塑的普洱茶文化，具有不朽的生命力，同样值得我们去细细揣摩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