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无论任何时候，阅读「茶之书」都是冒险行为。
一是因为这本书，固然也讲了茶，但讲茶之外儒释道的地方更多。冈仓天心（1863-1913）一开始就把茶置于东方哲学和审美之中，茶不在是单纯的饮料，而是一种东方精神的代表，故而对《茶之书》的褒贬皆因此发生。鉴于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我们直接讨论第二个问题。
二是这本书涉及到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中国为何没有出现像日本这样的茶道？
我们不仅字典里没有这两个字，生活中也没有像样的茶道践行者。
但日本历代学者与茶人都认为，日本茶道源自中国，他们讲起来可是头头是道，陆羽（733-804）《茶经》张口就来，儒释道的微言大义也早融进了日本茶道精神里——“和敬清寂”。
那些对中国有向慕心的日本茶道者，像极了他们的先人荣西（1141-1215），离开自家的小茶室，涉千山万水而来，只为看一看茶道发生地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可是，到了中国才发现，这里喝茶居然是另一番景象。就像我们一头扎进日本茶室，会莫名惊诧一样，这么小的茶室，这么繁琐的仪式，喝的居然是“茶渣渣”！
早有人看不过去，比如钱锺书（1910-1998）。他议论说：“东洋人弄这种虚假排场，实质是小气。譬如那个茶道，总共是一小撮茶叶末子，弄来弄去，折腾半天，无聊之极。”
钱锺书喜欢的茶，自然也不是中国茶，他这一辈子最爱喝的是立顿袋泡茶。不知道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无看过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对这种以茶名义大谈东方美学的书有何见解，不过，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好话吧。
因为有了《茶之书》的世界，与没有《茶之书》的世界，是大大地不一样。如果说陆羽的《茶经》是中国人的茶学经典的话，那么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就是西方人的茶学经典。
从麦克法兰在《绿色黄金：茶叶帝国》的引述看来，《茶之书》在英语世界的流通指数实则是超过《茶经》，陆羽的茶学需要通过冈仓天心才能获得再现。
茶道因为有日本这个独特的语境，导致大家无论怎么谈，都有些不通畅。
梁实秋（1903-1987）写茶文，第一句话就是，“我不善品茶，不通茶经，更不懂什么茶道，从无两腋之下习习生风的经验。”有了这个自嘲，才敢往下接着喝茶写茶。
读民国名流的茶事，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各说各话，每个人都要为喝茶找到一个理由。比如周作人（1885-1967）《吃茶》著名的开篇：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我没有工夫去听，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而且一定说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在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关于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罢了。
徐志摩（1897-1937）茶道演讲稿未留下来，实属遗憾。胡适之（1891-1962）以及其他民国名流的茶事，我们在《民国茶范：与大师喝茶的日子》有过详细回顾，也很是符合符合冈仓天心定义的“一碗茶汤见人性”。
周作人对茶道的定义更加与《茶之书》切题：茶道是对残缺的崇拜，在不完美的生命中体会美与和谐。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人把《茶之书》翻译成中文，并请周作人为之做序，周作人也来一次认真对待，毕竟对他来说，除了日本的厕所，夸最多的就是日本的茶室了。
“我把冈仓氏的关系书类都收了起来，书几上只摆着一部陆羽的《茶经》、陆廷灿的《续茶经》以及刘源长的《茶史》。”就像禅者忽然开悟一样，周作人指出了中国为何没有像日本茶道的缘由：“我将这些书本胡乱的翻了一阵之后，忽然的似有所悟。这自然并不真是什么的悟，只是想到了一件事，茶事起于中国，有这么一部《茶经》，却是不曾发生茶道，正如虽有《瓶史》而不曾发生花道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中国人不大热心于道，因为他缺少宗教情绪，这恐怕是真的，但是因此对于道教与禅也就不容易有甚深了解了罢。”
作为民国最有代表且对当下影响甚大的茶人，周作人的意见当然重要。他说日本“茶道有宗教气，超越矣，其源盖本出于禅僧。中国的吃茶是凡人法，殆可称为儒家的，《茶经》云，啜苦咽甘，茶也。此语尽之。”
中国茶不分阶级，但日本茶道有等级。
中国昔有四民之目，实则只是一团，无甚分别，搢绅之间反多俗物，可为实例。日本旧日阶级俨然，风雅所寄多在僧侣以及武士，此中同异正大有考索之价值。中国人未尝不嗜饮茶，而茶道独发生于日本，窃意禅与武士之为用盖甚大。
西洋人读茶之书固多闻所未闻，在中国人则心知其意而未能行，犹读语录者看人坐禅，亦当觉得欣然有会。
确实，荣西和尚带回去的茶，治好了将军的病，茶在日本才得到推广。千利休（1522-1591）要是没有丰臣秀吉撑腰，也无法把茶道推广到举世皆知。但问题是，在中国，茶的推广难道少得了权贵乃至帝王的支持么？
从陆羽不断与权贵交往的历史，到宋徽宗（1082-1135）大力推广茶，金字塔塔尖的人始终参与其中，所以，这不只是一个日本茶道遭遇问题。更何况，在中国，还有自唐之后的影响至今的各种茶马古道呢。再说了，在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把茶当做信仰的少数民族，单单云南就有德昂族、布朗族等等。
茶在全球的扩散，不管是在华夏大地，还是东洋西洋，都遵循一个铁律：先是药品，可以救命。后是神品，可以通灵。再接着是妙品，可以舒心。最后才是饮品，可以解渴。冈仓天心谈得是前三者，茶解渴的功用，他才不关心呢。
我之所以在这里不断罗列与我们最近的民国名流，是因为，冈仓天心在20世纪初用英文书写东方的时候，我们这些学贯中西的民国大家们，不也都在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么？但似乎是，中国人把西方思想积极介绍回中国，而日本除了积极把西方的东西往回搬的时候，还非常重视把自己的东西运出去。
在这个层面上，冈仓天心在西方传播东方茶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人，他与铃木大拙的禅一起掀起了“禅茶一味”的惊涛骇浪，至今尚未平息。我们也许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晚晴到民国那个天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年代，中国居然没有出现像冈仓天心和铃木大拙（1870-1966）这样的学者？我们的影响半径为何那么小？重要是是，冈仓天心与铃木大拙带给本国国民文化上的自信力与自信心，不是西洋的就一定好，我们也有很好的东西，不是么？
我们追问这些问题，铃木大拙也问过。
他也比我们更早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佛法自印度传来，在中国出现了华严宗、天台宗这样流派，出现了理学，大大显示了中国的学术能力，可是在日本，却只有活脱脱的生活艺术，比如茶道。
也许好玩的是，印度人从来也没有痛心疾首的问，为什么佛教在中国会发展得比印度还好？那么，我们追问中国没有日本那样的茶道有如何意义么？
冈仓天心与铃木大拙这些人，向西方传播东方文化的时候，其实有更多对抗。茶道在其中，异常耀眼。
“喝茶不过是小事一桩，与灵性境界有什么关系？”
“喝茶与令人讨厌的玄学思辨有何联系？”
“茶就是茶，还能是什么？”
“把茶变成某种奇怪的艺术有什么意义呢？”
铃木大拙反问说，我们都知道有生必有死，那么何必那么隆重地搞葬礼？搞婚庆？
为什么要小题大做？我们视为庄重之事，为之举行隆重仪式，是因为我们想这样做。
那一个个场景，有些让激动，有些让人沮丧。
从生命内在意义来说，一秒钟和一千年都一样重要。
铃木大拙说，“当我坐在茶室喝茶的时候，我是把整个宇宙喝到肚子里，我举起杯子之刻即是超越时空的永恒。谁说不是呢？茶道所要告诉我们的，远比保持万物的平衡，使他们远离污染，或者单纯地陷入宁静深思的状态要多得多。”
《茶之书》在千利休一章戛然而止，无数人潸然泪下。
茶会结束了，客人们强忍泪水，向主人诀别后黯然离去，只剩一位最亲近的弟子。他是受利休之托而留下来，以见证最后一刻的到来。利休褪去茶会所穿着的外袍，露出里面洁白无瑕的素袍，他把外袍小心折好，端放于坐席之上。利休温柔地凝视着致命利剑那闪亮的刀锋，口中吟诵着优美的辞世之句：
诚敬恭迎，永恒利剑！
弑佛杀神，开汝之路。
随后，利休面带微笑，迈向了那未知的彼岸。
艺术家赤濑川原平（1937—）在为千利休电影写剧本的时候，不满意这个结局。那是1989年，千利休已经去世了400年，《茶之书》也成书超过80年。他把千利休的结局安排在一个未完成的茶室上，千利休构思了一个茶室，还来不及建造，这给世人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每一个人都可以帮着千利休设计出一个理想的茶室。
我也画过一个茶室，它就是我现在办公室的样子。很是巧合，我在重读新版《茶之书》之前，刚好把陆羽《茶经》能找到的20多个版本翻了遍，我发现他们太在意那个“茶”字，反而忘记了解释“经”字。所谓“经”，就是已经准备好了经线，经线与纬线构建了一个秩序，乃至一个世界。茶经其实就是使茶有秩序，这难道不是茶道？
好了，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冒险。而你，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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