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是生活的底色，在不同人、不同人家，有不同意义。
家境并不好的闻一多，把喝茶看成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对他而言，茶是生活的尺度，没有茶的日子不叫日子。
家境不错的梁实秋，在北京中山公园里，用一杯茶与程季淑定下终身。到了晚年，梁秋还念念不忘在中山公园喝过的那一杯茶，他被当下视为生活大师，就是在于他的讲究，纵是生活再艰苦，也不会放弃品位，而品位，就是以其一生去践行生活。
喝要喝得礼仪周全，写要写得仪态万千。
周氏兄弟都是嗜茶者，对茶的态度却不同。
别人喝茶，喝出的是和气，现世安好，岁月温柔，鲁迅喝茶，喝出的却是怒气，享清福也成了讽刺。他常年杯不离手，茶不离口，娶了擅长功夫茶的许广平。常常以茶会友，送茶当礼，又经常在茶叙中翻脸而去。
以茶入文，以文观茶，周作人无疑是民国那代人里发挥得最好的一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他是文人中的茶，茶人中的文人。他一生都在做一件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打通茶与文字，营造茶香书香的曼妙之境。
林语堂呢？他要写出茶有趣的一面，他努力在西方介绍中式生活，他看到了茶于中国人的现实价值，看到中国人对茶的嗜好与依赖，又看到中国人以茶为媒介的广泛社交，茶滋养了中国人，也必然对世界有着可塑的一面。
郁达夫不仅自己爱喝茶，还要让笔下人物走到哪儿都有茶喝。他端起茶杯，笔下人物也端起茶杯；他放下茶杯，笔下人物也放下茶杯；他喝完茶出门，故事也到了尾声。
顺着茶，我们进入到大师生活的局部，以茶为核心词汇，串联起他们的交往、品位以及时代风范。
胡适、鲁迅、周作人、梁实秋、郁达夫、张爱玲、巴金。
他们不认识的时候分别在同一个地方喝茶，他们认识后，又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喝茶。
如果说鲁迅是冷峭的高山，不经历沧桑世事难以明了。
胡适则是开满鲜花的平原，让人随时随地都能从他那里获得如沐春风之感。
而汪曾祺是精致的园林，有小桥流水、乱石横空、修竹茅屋，野菜清茶锅碗瓢盆，让人觉得亲切。他一生慢悠悠，画几幅画，写几笔字，炒几个小菜，喝口浓茶，写写文章。
多少年之后，我们才知道，这叫小日子。
我们可以从张爱玲的茶杯里，看到了一个接一个的婉转故事。
那个时候，张恨水在茶馆里，看着进进出出的往来人群，写下了一个又一个故事。
穿着长袍的胡适身在纽约，说着英文，却依旧像在北京的寓所，身边站着的江冬秀，更是一位地道的中国老妇。
李叔同与苏曼殊两位空门中人，远非一句“禅茶一味”就能搪塞过去。
丰子恺的茶画，巴金对茶的追忆，是一个时代的绝响。
克罗伯问，为什么天才总是结群而来?
在云南有类似的问题，为什么鸡枞总是一窝一窝的?
当然是因为：有好土壤，有好环境，有好茶。
一直有人说，要是胡适、梁启超这些人，少玩一些棋牌，少一些以茶会友的交际，学问会做得更好。
但王汎森的回答是，也许并非如此。
几年前，我与一位留英的政治思想史学者谈到，我读英国近代几位人文学大师的传记时，发现他们并不都是“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而是有参加不完的社交或宴会，为什么还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
我的朋友说，他们做学问是一起做的，一群人把一个人的学问功夫“顶”上去；在无尽的谈论中，一个人从一群人中发思路与知识，其功效往往是“四两拨千斤式的”。而我们知道，许多重大的学术进步，就是由四两拨千斤式的一“拨”而来。最近我一位数学家谈话，他也同意在数学中，最关键性的创获也往往是来自那一“拨”。
欧洲成群结件的天才，在咖啡馆。
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维也纳都是“天才成群地来”的地方。
20世纪初期的中国茶馆或有茶的客厅，同样是一个天才结伴而来的地方。
参考资料：《茶叶江山》、《舍我其谁：胡适》、《民国与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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