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全面学习和传承中国茶文化的精髓,其中重要一环就是阅读和研究中国茶书。在这期间，出现了大量的中国茶书的翻译文本和相关的研究书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盛田嘉惠依据战前的研究成果，在昭和二十三年(1958年)刊行一本《茶经》,之后又以百川学海本《茶经》为底本,以《说郛》本、《学津讨源》本、《茶经详说》、流布本为参考,翻译了陆羽的《茶经》,还在解说中介绍了陆欢的生平。
四和三十二年(1967年)由淡交社刊行《茶道古典全集》第一卷,内容包括《茶经》、《茶录》、《大观茶论》、《敕修百丈清规》(抄录了与茶相关的部分)等几本著名茶书的现代语翻译、注释、原文及其异同、题解等。
在神田喜一郎的监修之下,福岛俊担任译注《敕修百丈清规》,布目潮汉担任译注《茶经》、《茶录》、《大观茶论》。他们揭载原文,并举出当时一切版本的异同,增加了一些过去在研究上所没有的新鲜趣味,为今后的中国茶书研究打下基础。
对《茶经》的注释完全根据大典禅师的成果,但同时在当时研究唐代文献的水准上增添一些新的东西,很有一些研究的进展,对《茶录》、《大观茶论》探讨,则很不充分。
昭和三十三年(1986年),安部卓尔发表《关于一些出现在茶经上的植物》的论文,就百种以上出现在《茶经》上的植物,加上日文的名字和学名，将他研究所得,公诸于世,成为在这一研究方面集大成的人。
那波利贞在《茶道古典全集》第二卷(昭和三十三年,淡交社出版)登载一篇敦煌发现的《茶酒论》的现代语译,不久又发表《敦煌发现古写录本、唐代乡贡进士王敷撰茶酒论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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