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曾预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的确，宋是一个文风炽盛、艺术绚烂的光辉时代，也是茶文化发展又登顶峰的黄金时代。茶，这一南方嘉木，自中唐成为“比屋之饮”后，在宋代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民饮料”。
就茶器而言，尽管没有了像“圣唐灭胡明年铸”（陆羽《茶经•四之器》）那样的雄浑气象，但因满足点茶之需而渐居主流的如汤瓶、黑釉盏等茶器，以及焚香、插花等闲事所用之器，却无不蕴涵着内敛深沉、简约清新、平淡朴素、严谨古雅、活泼有趣的韵味与美感。而且，由于饮茶在社会各阶层的盛行，让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进而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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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在《大观茶论》的开篇就对北苑贡茶给予了高度评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虽是论茶，却也表达出了宋代居于主导的审美趣尚——“淡”与“简”。可以说，二者是瓷、诗、书、画等艺术门类的共性所在。
赵佶
“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
——《大观茶论》
著名艺术史学者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在其名著《中国艺术史》中对宋瓷艺术有十分精辟的解读：“某些唐代陶瓷可能更强壮，清代陶瓷可能制作更精良，但宋代陶瓷则具形式上的古典纯洁感，釉色上展示了早期陶瓷的活力和晚期陶瓷的精良之间的完美平衡。”宋瓷的这一美学特质在传世茶器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唐·周昉《调琴啜茗图》（明人摹）
以饮茶具的形制为例，唐代茶碗口部阔大，显得粗放潇洒。譬如，宁波博物馆藏的唐代秘色瓷荷花托盏，茶碗犹如一朵盛开的荷花，盏托仿荷叶形，边缘向上翻卷，如同微风轻拂。整器釉色青翠莹润，造型丰腴饱满，线条充满动感，虽是仿生高洁素雅之花，却流溢着雍容富丽的气息。
唐·秘色瓷荷花托盏（宁波博物馆藏）
五代·秘色瓷莲花碗、盏托（苏州博物馆藏）
如果说唐代茶碗是大家闺秀，那么宋代茶盏则是小家碧玉，就像这个王朝的性格一样，变得内敛沉静，平淡温和。
以建盏为例，虽也有撇口、敞口的器型，但盏壁的线条却是往下斜伸渐收，然后止于窄小的碗底，显得相对刚劲瘦硬。敛口、束口的盏型则更是宋人静敛节制的流露。不过，用来点茶斗茶的标准器是束口盏，即口沿以下约1～1.5厘米向内约束成一圈浅显的凹槽，这是严谨、人性化的功能设计，在点茶时它能有效地控制茶汤的分量，且避免茶汤外溢。
宋代建盏与元代素髹朱漆盏托（民间收藏）
再有就是与茶盏形影不离的盏托，它主要用来固定茶盏、防烫防溢，并有一定装饰效果，材质有金、银、铜、瓷（陶）、漆等。与建盏是“最佳搭档”的当属漆盏托，虽也有雕工精细者如剔犀如意云纹盏托，但最常见的是通体光素无纹的朱漆或黑漆盏托，这从辽墓壁画《将进茶图》中就可一睹它们的风采。
辽墓壁画《将进茶图》
除茶器外，平淡简约之美在“五大名窑”的传世花瓶、香炉上也得到了细致的体现。在式样上，宋人热衷于模仿上古青铜器和玉器，如经典的觚、贯耳瓶、出戟尊、琮式瓶、玄纹尊、鬲式炉、簋式炉等，但它始终是以“做减法”为出发点：釉色多为素净淡雅、宁静柔和的单色釉，而且没有任何矫饰，质朴大方，线条亦是简洁流畅。这些艺术“语言”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删繁就简、以少为多的美学理念，与简朴本真的禅境亦是共通共融的。
宋·汝窑直颈瓶
宋·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宋·哥窑米黄釉开片琮式瓶
宋·天青釉汝窑盘口双耳槌瓶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宋诗。没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气象，也没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气概，而是“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或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这是一种绚烂而极后的平淡。梅尧臣诗云：“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苏轼亦有诗云：“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平淡”。“造”字，可谓道尽了宋人对“平淡”之美的不懈追求。因此，有人因秾华繁采而将唐诗比作芍药海棠，因幽韵冷香将宋诗比作秋菊寒梅。但，在我看来，品读唐诗，可酌之以酒，品读宋诗，可啜之以茶。
品读宋诗，可啜之以茶
不论是瓷，还是诗，当我们细细品味时，往往会被这种看似平淡无奇波澜不惊却蕴藏无穷力量的美所深深震撼：当代世界流行的“极简主义”风格，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就大行其道了！
南宋·刘松年《撵茶图》（局部）
文_右然
图_本刊图库
编辑_邓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