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文化绝对不是：黔无驴，有好事者引入的文化虚无主义！
普洱茶的文化支撑，当唐朝人卢仝在吟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的时候，出自西南山野的普洱茶已经开始穿越崇山峻岭，逐渐成为藏区人民的日常饮品了。(“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普洱府志》)
在之前的昆仑说茶的内容中，我们说到：普洱茶开始流通起便远离中原文化的正统，远离以绿茶、乌龙为主导的江南雅士文化圈。以至于给了今人质疑的空间：普洱茶究竟有没散化？
一般而言使用频率越高的词汇往往越难定义，“文化”一词便是如此。据统计，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文化”一词下的定义已这160多个。
在国内较为权威的是《辞海》中的解释：“从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由此可见，“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专属，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的，并附着于一定的物质财富之上。德国人类学家夏埃尔·兰德曼说：“文化是由人自身的自由首创性所创造的。”
看来所谓的“文化”应是由人创造的，是“人为的”，套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便是“被文化”的。
文化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普洱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三国时期的“武侯遗种”，据道光《普洱府志》：
“六茶山遗器”记载：“六茶山遗器，俱在城南境，旧传武侯(诸葛亮)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铓于莽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镫于革登，置撒袋于漫撒，因以名其山。又莽芝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相传为武侯遗种，今夷民犹祀之。”
最早在历史文献中记载普洱茶的人，是唐威通三年(862年)曾亲自到过云南南诏的唐吏樊绰，在其著《蛮书》卷七中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银生城即今云南普洱的景东县城，景东城即是唐南诏时的银生节度所在地，银生节度辖今思茅地区和西双版纳州。首次提到“普茶”(即普洱茶)这个词，是在明代万历年间的学者谢肇涮在其著《滇略》中，该书曰：“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
至此普洱茶的雏形已成，制作已经“蒸而成团”，结束了“无采造法”的时代。并且成为一种上至这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的日常饮品。
至清代，则是“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阮福《普洱茶记》)普洱茶以贡茶的身份一举成为清宫中统治阶级的宠儿，“夏喝龙井，冬饮普洱”成为了清宫内上行下效的饮茶风尚。雍正初年，普洱府的设立，对普洱贡茶的制作和管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乾隆皇帝对普洱茶的推广功劳尤大。他曾作诗云：“唯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未足夸雀舌。”由于普洱茶形制独特，在京城数量稀少，因此乾隆皇帝常将它作为赏赐外番或外国使节的礼品。朝鲜学者李圭景(1788一1856)在《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中写道：“今燕都(指北京)茶品之藉藉盛行者，普洱茶为第一，白毫茶为第二，青茶为第三，黄茶为第四……”即使在外国学者的眼中，普洱茶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茶品中的翘楚。
到民国年间，普洱茶已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誉。柴萼在其《梵天庐丛录》中写道：“普洱茶产云南普洱山，性温味厚。产易武倚邦者尤佳，价等兼金。品茶者谓普洱之比龙井，犹少陵之比渊明。识者之。”此将普洱之浓酽喻杜甫之沉郁顿挫。
在历史的时间维度里，普洱茶是源于三国时代，兴起于唐代，发展于明代，鼎盛于清代。普洱茶有幸让最高统治者为它赋予至高的地位，也有足够长的时间让文化在它身上慢慢滋养。
自唐宋起，西南产地的茶就因一项被称为“茶马互市”或日“盐茶互市”的贸易活动而流动着。
云南的茶马贸易，有确切史料记载是在清初，刘健《庭闻录》说：“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3月，北胜(今永胜)边外达赖喇嘛、千都台杰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
就在该年10月在北胜州开茶市，以马易茶。后来丽江府改土归流，交通便利，茶市改设丽江。藏族商人每年自夏历9月至次年春天赶马队到丽江，领茶引赴普洱购茶；马帮结队，络绎不绝。形成了一条与藏区人民紧密相连的“维生素通道”。
乾隆元年(1736年)，清政府在思茅设立官茶局，从此思茅成了普洱与西双版纳之间的茶叶中转站，清檀萃《滇海虞衡志》中云：“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为产而资利赖者也。
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76年)，思茅城商贾云集，普洱茶贸易异常兴盛。滇南商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印度、缅甸、暹罗(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国，均有商人来往于西双版纳和思茅、普洱之间。
普洱茶仿佛注定就是流动的因子，在以思茅为中心，辐射西藏、北京、东南亚的崎岖道路上，普洱茶静静地躺在马背上。
跟随着马帮的足迹流动着。流动是文化繁荣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流动促进了交流，杜绝了闭塞。当然，在流动的过程中它也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由生涩变得醇厚，成就了普洱茶后发酵的独特性。
那些马帮走过的漫长而崎岖的道路被后人统称为“茶马古道”，这条道路上的历史文化以及途经地的人文风情又丰富了普洱茶的文化内涵。
文化的独特性往往建立在物质的独特性上。在收藏界，但凡历史上百年的器物都可以成为价值不菲的古董，能存放百年的食品，唯有普洱了吧。
新中国成立后，对故宫的物品进行清点的时候，所有食品都已经化为灰烬，或者无法食用，唯有普洱茶，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者，看尽了百年的人世变幻，却依旧拥有着生命的活力，依旧拥有品饮价值，如何不令人惊叹！喝着有生命的古董，便是喝着百年历史的兴衰沉浮，含着那口茶，何人不激动？
事实上，一百年，对于普洱茶这有生命的古董来说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段。而且，它永远不仅仅只具备陈列、观摩的价值，有生命的古董至今伴随我们的生命同在。
史书中记载原产普洱茶的古六大茶山，至今仍苍翠地存在着，茶山上成百上千年的古茶树仍茂盛地抽着新芽。
在云南景谷发现的距今3000多万年的宽叶木兰化石；镇沅干家寨2700年的野生型古茶树；澜沧邦崴1000年的过渡型古茶树；勐海南糯山800年的栽培型古茶树，这些“活化石”都有力地证明了云南是世界茶树的原生地。
商周时期，生活在元江流域和澜沧江流域思普地区的濮人，已经开始种植茶叶。《华阳国志·巴志》里曾提到，周武王公元前1066年率南方八个小国讨伐纣王，其中就有濮人，濮人是布朗族、德昂族和佤族的祖先。当时他们已经知道把茶当贡品奉献给周武王。
可见，久远的商周时期，生活在云南的濮人就已经开始了和茶叶的不解之缘。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口口相传的古歌却延绵了百年、千年。那些千百年前濮人们种下的古茶树，至今仍能在我们的杯中绽放鲜活的生命力。普洱茶的古茶树远离污染、远离现代工业，代表着一种古朴的、原生态的文化，也是一种无可复制的文化，因为每一棵古茶树都是唯一的。
明末方以智在他的《物理小识》中记载了：“普洱茶蒸之威团，西番市之。”普洱茶至今还坚守着龙团凤饼的传统形态。当你走进古茶山周围的一些茶庄，所见到的每一饼普洱茶，从它还是鲜叶开始就不曾沾染机械的气息，完全出自制茶者温热的双手，它独一无二地来到我们的手上。
当LV、阿玛尼、劳斯莱斯之类的奢侈品在鼓吹其高贵来自纯手工打造的时候。传统工艺的普洱茶是否能有朝一日跻身奢侈品的行列呢？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一种文化只有具备了民族的独特性才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一席之地。中华文化是由56个民族各自的文化组成的，而非只有汉文化才是文化的正统。普洱茶生长的这片土地拥有着全国种类最多的少数民族，而在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中，普洱茶的品饮习俗都具有文化象征符号。
在德昂族的创世神话中，世间万物都是茶叶变的；基诺族的凉拌茶至今还反映着早期人类把茶叶当食品而不是饮料的基本事实；哈尼族、拉祜族、佤族的烤茶联系着火塘文化，联系着对火种、日月的崇拜；傣族的竹筒茶表现着对竹与水的依恋；彝族的打油茶是礼仪文化的象征；还有盐巴茶、大锅茶、蒸茶、酸茶……
太多的民族、太多的文化，难以尽数。这些民族与文化又是那样和而不同地遗存在云南这片土地上。表现出一种文化的包容性与亲和性。这种文化的亲和性不仅表现在对待他人、他族的亲和，还表现在对自然的亲和。
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崇拜对象和禁忌，但普遍地存在着对自然的崇拜和保护自然的禁忌。他们不是把自然视为异己的需要征服的对象，而是作为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能造福于己的神灵。因此一些种茶的民族，以布朗族为代表，至今还保留着祭茶树的传统。
这种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使普洱茶文化具备了斑斓生动的背景。这是萁他茶类文化不能比拟的。它是能从人类的童年起就可以追溯的，至今还活着的文化。由于这些多元而又相关的文化形成了各民族对茶的不同理解，这种独特性会给非本土文化的消费者以迥然不同的文化体验，让普洱茶消费更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文化消费。
毫无疑问。普洱茶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清末民初，或因为战乱、或因为灾害，阻断了茶路、驱散了茶商，导致了普洱茶的百年断代。如果说文化的存在是以“人为的”为基础的话，那么百年之后的今天。
当我们意识到普洱茶的价值和百年断代的遗憾时，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力去延续那些早已存在的文化内质，让普洱茶继续成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集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