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传统商品的形成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演变过程，其中包括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其品质、工艺、名称、外观等等的多元化变革。所以，普洱茶也不例外。
就云南普洱茶而言，其种植历史源于古，可考的较详细的早期文字记录，见于唐代樊绰于咸通三年左右（公元862年）所著《蛮书》:“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这段简短的文字，既明确记载了当时云南茶叶主产地“银生城界诸山”，又记述了创造姜饮方式的“蒙舍蛮”，表明这些地区在唐朝已驯化、利用并开发茶叶。而且指出了当时的采制工艺是“散收，无采造法”，结合中国茶叶最初的采制方式来看，可以理解为：采无定时，日光生晒而成。
关于银生节度地域之所在，今存辑本《蛮书》有所混淆，记录了同时并存的“银生”和“开南”两个节度的管辖范围，故现多种出版物中以银生和开南同称“银生节度”，这是不符合地理实情的。
在樊绰著书时，南诏有七节度，而非后说六节度，银生节度驻“银生城”（今景洪县），所辖茫乃道（今西双版纳地区）、诸山（后世所说“六大茶山”区域）。今普洱县在当时属位于银生节度之北的开南节度，称“步日赕”；同属开南节度的奉逸城和利润城是今普洱磨黑、石膏井一带；思茅当时称“思么部”，属开南节度。南开节度至后期或废，故至宋代收集唐朝末年有关南诏资料编写《新唐书·南蛮传》时，只称六节度，不复记载开南节度。
《蛮书》写于咸通三年前后，当时南诏出兵攻打唐朝安南都护府，而作者樊绰为安南经略使蔡袭的幕僚，亲身参与了当时的战争。为了对付南诏的军事进攻，乃作《蛮书》，其写作目的是为了便于唐朝政权对南诏采取措施时参考，故一切记述均围绕军事作战为目的，而非一部风物志。
所以，对于记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应当理解为自古以来西双版纳地区就是云南著名的产茶区，清代西双版纳有名的六大茶山，正是南诏时期的“银生城界诸山”，在银生节度的辖境范围内。而《蛮书》卷六银生节度辖境内的“朴子蛮”，正是西双版纳布朗族的祖先，而这里的“茶”是泛指“南诏境内之茶”。
从当时居住在洱海地区（一说巍山）的“蒙舍蛮”既然能饮用到原产生银生城的茶，可推想茶在当时已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并作为商品形成一定市场。但何以要说《蛮书》中所指的茶就是后来的普洱茶呢？
光绪《普洱府志》卷十九《食货志》所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代。”据此可知，云南银生府所产之茶在唐代时就已行销西藏，但尚无精制加工之法，是后来“普茶”的初期形态。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派军戍边，并让中原、江南大批民户到边地屯垦，分军屯、民屯、商屯三种，随大批外来移民的迁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
明万历年未年，谢肇淛（公元1567-1624年）在《滇略》记载：“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
这是“普茶”一词最早出现在文字记载中。从“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这短短八个字中，可以得知在明万历年间,“普茶”作为一种商品，已广为流通，并被当时云南各阶层所普遍接受，已经是一种畅销商品。
“蒸而成团”四字则指出了当时普洱的加工形式有所改进，已由唐朝时期的“散收，无采制法”演变成了将鲜叶蒸揉后制为团茶形式，但制茶技术有缺陷，被当时中原人士认为是“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差胜饮水耳”。
其后，方以智于明朝未年撰稿的《物理小识》（公元1664年）载：“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此处已明确提出“普洱茶”之名，并指出普洱茶在当时已远销“西番”，制法为“蒸之成团”，而此时距清朝设普洱府尚有百年。
据《普洱建置历史沿革》记载：“古普洱地方至元朝未独立设府也无'普洱’地名。到明朝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起用'普耳’为名。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1620年）改称'普洱’。”；
又据明·李元阳撰万历《云南通志》（公元1574年)卷十六“贡象道路”载:“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源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之界，行二日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为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而乾隆年间赵学敏所撰《本草纲目拾遗》（公元1765年）亦载：“云南志·普洱山在车里军民宣慰司北。其上产茶，性温味香，名普洱茶。”
至此可知，“普洱茶”得名之初是以地得名，其名随地名更替，当时的普洱茶应是指车里军民宣慰使司(驻今景洪县景洪，辖地较今西双版纳略阔）辖地普洱（今普洱县）所产之茶。
且由车里军民宣慰使司派遣一头目加以管理，远销西蕃等地，制法参考了中原传入的较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已有所改进，但技术有待提高。
明太祖朱元璋历行“茶马政策”，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下诏“废团茶，兴叶茶”，促进了炒青绿茶的发展。但云南地处边垂，未经中原统治，并未受其影响。
至明末清初，西南各省屡遭兵燹战乱，清人挥兵南下平定三藩之乱后，重建统治秩序，恢复和发展原有的农业生产，又一次带来中原先进的制（炒）茶技术。
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后，云南各地先后收归清政府统治，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政府指派的云南总督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设置普洱府治于宁洱，列普洱茶为贡茶，献于皇室，使普洱茶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清人倪蜕于《滇云历年志》（卷二）（公元1737年）记载：“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六大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於普洱，上纳税课转行，由来久矣。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议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
在雍正七年，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请朝庭，于思茅厅选址设立官办的茶叶总店，指派朱绣任通判之职，亲自掌管总茶店，对普洱茶实行专卖制，六大茶山所产之茶，茶农采制后需全数运交位于思茅的总茶店，待选办贡茶入贡后方分由民间贩卖。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的官方文告《禁压买官茶告渝》中有“每年应办贡茶，系动公件银两，发交思茅通判承领办送”的文字，可知当时的普洱茶，虽产于六大茶山，但是集中于思茅集散，贡茶采办亦在思茅。
清朝以来，普洱茶进入一个历史的极盛期，清·阮福《普洱茶记》（公元1825年)谓之:“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这一时期，也是普洱茶花色品种与制作工艺高速发展的时期。清·张泓《滇南新语》（公元1755年)载：“滇茶有数种：生性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虐。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蕊珠茶，茶为禄丰山产，形如甘露子差小，非叶，特茶树之萌茁耳，可却热疾。”。
张泓记述的“云南茶”，不仅有产于六大茶山的普洱茶，还有邻近地区产的木邦茶，木邦茶粗老滋味涩，也做成团茶形式，不法商人用来冒充普洱茶，欺骗外来客商。
而真正的普洱茶分为嫩度极高的毛尖散茶（嫩芽制的二两、四两重的团形芽茶）和跟芽茶相同嫩度的谷雨后采制的一斤至十斤一团的女儿茶。这三种普洱茶制品，加上产于禄丰山采刚荫发的芽尖制成珠形幼嫩绿茶的“蕊珠茶”，都是用来进献朝庭的贡茶。而其它较粗老一些的茶叶，则分散于市面销售。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形式奇特的茶制品，是用最粗的茶叶熬煮成膏，做成饼的样子。这种茶膏，清《本草纲目拾遗》载：“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其卷六《木部》又载：“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但也有用较嫩的女儿茶熬制的茶膏，是贡茶花色的一种，进于宫庭。
到19世纪，阮福《普洱茶记》又多了几种新的制品形式：“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尤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而不卷者，名金玉天；其固结而不改者，名疙瘩茶，味极厚难得。”“金玉天”，就是后世所称“黄片”，较粗老，揉不成条；“疙瘩茶”，即后世所称“茶头”，是茶叶中茶胶丰富，解茶时粘成一团打不散的，味道浓厚，极难得。
进入20世纪，随封建皇朝统治的灭亡，贡茶已不复存在，普洱茶也从昔日的王公贵族堂上客回到平常百姓家，成为供应市场的大宗货品。
这一时期，普洱茶经过多年的传承发展，加工方法日臻完善，柴萼在《梵天庐丛录》（公元1925年)中记叙：“普洱茶是蒸制以竹箬成团裹的大宗茶”。
1939年，李拂一所著《佛海茶业概况》中详细记叙了当时佛海地区制茶的情况：
“佛海茶叶制法，计分初制、再制两次手续。土民及茶农将茶叶采下，入釜炒使凋萎，取出竹席上反复搓揉成茶，晒干或晾干即得，是为'初制茶’。或零星担入市场售卖，或分別品质裝入竹篮。入篮须得湿以少许水分，以防齏脆。竹篮四周，范以大竹蘀（俗称饭笋叶）。
一人立篮外，逐次加茶，以拳或棒捣压使其尽之紧密，是为'筑茶’，然后分口堆存，任其发酵，任其蒸发自行干燥。所以遵绿茶方法制造之普洱茶叶，其结果反变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矣。此项初制之茶叶，通称为'散茶’。制造商收集散茶，分别品质，现加工成'圆茶’、'砖茶’或'紧茶’，另行包装一过，然后输送出口，是为'再制茶’。”
同文记载的另一种“紧茶”，依外形不同，后世称为“人头茶”或“牛心茶”，属“散茶”的再加工茶，制法繁复，令印度难以假冒：紧茶以粗茶包在中心曰“底茶”。二水茶包于底茶之外曰“二盖”。黑条者再包于二盖之外曰“高品”。
李拂一记叙的佛海（今勐海）地区这种茶叶加工方法，已不同于清代细嫩贡茶的加工，茶叶在完成初制后，有多次刻意人工发酵的行为，散茶叶底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与贡茶中同为散茶的毛尖的“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截然不同，品质亦与普通晒青茶差异甚大。
云南省茶叶研究所于50年代调查傣族晒青毛茶制法时发现,这种传统晒青毛茶制法仍为许多滇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使用。是云南茶品“发酵”制法的早期形式，虽未完善，但已初具形态，可视为后世发水茶及普洱熟茶的雏形。
另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中马泽如口述《原信昌商号经营泰国、缅甸、老挝边境商业始末》一文载：“江城一带产茶，但以易武所产较好，这一带的茶制好后，存放几年味道更浓更香，甚至有存放到十年以上的，出口行销香港、越南的，大多是这种陈茶。
因为一方面经泡，泡过数开仍然有色有香；另方面又极易解渴，且有散热作用；所以香港一般工人和中产阶级很喜欢喝这种茶。这种茶一部分还从香港转运至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主要供华侨饮用；因而销量也比较大。……由于越陈的茶价值越卖得高些，我们一方面在江城收购陈茶，一方面增加揉制产量……到了1940年冬季……”
同样是《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一书中，马桢祥著《泰缅经商回忆》一文载：“我们对茶叶出口一事，在抗战时期是很重视的，它给我们带来的利润不少。易武、江城所产七子饼茶，每筒制好后约重四斤半，这种茶较好的牌子有宋元、宋聘、乾利贞等，稍次的有同庆、同兴等。
在江城所加工的茶牌子较多，但质量较低，俗语叫'洗马脊背茶’，不象易武茶质细味香。这些茶大多数行销香港、越南，有一部分由香港转运到新加坡、马来亚、菲律滨等地，主要供华侨食用。
也有部分茶叶行销国内，主要是新春茶。而行销港、越的多是陈茶，新是制好后存放几年的茶，存放时间越长，味道也就越浓越香，有的茶甚至存放二三十年之久。陈茶最能解渴且能发散。香港、越南、马来亚一带气候炎热，华侨工人下班后，常到茶楼喝一两杯茶，吃点点心，这种茶只要喝一两杯就能解渴。……包装材料为竹篮、笋叶、麻布。前两者就地取材，后者购自缅甸，在缅加包。”
由以上两则记载可以看出，到迟于上世纪30年代，海外市场已经有了对陈年普洱的需求，且更多的人也认识到普洱茶“存放时间越长，味道也就越浓越香”，而刻意将新茶加入存放陈化后再进行销售，普洱茶独特的魅力已被也人所关注，这比后人提出普洱茶“越陈越香”的概念至少要早了半世纪以上。
可就是普洱茶即将凭借自己越陈越香的独特魅力再放异彩时，时局动荡，百业凋零，随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爆发，中国大地陷入一片混乱，西南边垂之地亦难幸免，各地茶厂茶庄茶行纷纷停业，普洱茶的生产加工一度中断，普洱茶的历史出现断层。
新中国成立后，原民国政府经济部所属中国茶业公司与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合资创建的“云南中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中国茶业公司云南省公司”，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部系统，于1950年3月9日由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刘洁为首的军事代表进驻接管，下属各茶厂均随“省茶司”交军事接管，经稍事整顿后恢复生产，续写普洱茶历史的新篇章。
其后各民营茶庄、茶行等生产经营企业也归并国有，普洱茶的生产、加工由省茶司统一安排调配，普洱茶加工技术出现前所未有的统一局面。
1951年《中国茶讯》第二卷十一期刊登的冯军《云南茶叶产销概况》一文中介绍的普洱茶制法，代表了当时普洱茶的制法，具体可分为初制和复制两部分。
初制方法为每次取鲜叶2-2.5千克置铁锅中炒萎，用手搓揉，使出汁成条，晒干后即成毛茶，亦称散茶，即现在的云南晒青茶，简称“滇青”。
复制包括毛茶精制和蒸揉二部份。精制是毛茶经筛、簸、捡、剔去片、梗、茶未。依条索粗细、品质高下以区分，最细者称“头盖”，盖于茶团最外面，大部分是春尖白毫；次级茶称“二盖”，多半是夏初产的细叶；最差的茶称“里茶”，即包心。
这种制法一直沿用到今，仍为部分普洱茶的生产厂家所采用，但随着现代制茶机械的发展，对生产效率要求的不断提高，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已不能满足一些生产规模较大的厂家的生产要求，现大部分生产厂家开始采用机械加工代替了人工生产。但现代制茶机械是否适合用于加工古拙朴质的普洱茶？这样制成的“普洱茶”是否能越陈越香？仍存在一些争议。
“1973年以前，广东口岸用云南晒青毛茶混合本地茶、越南青茶制成'普洱散茶’独家经营出口］以后广西、湖南、四川等省也先后用小叶种茶制普洱茶出口。鉴于国际市场的需要，昆明茶厂于1973年试制大叶种普洱茶成功，乃在全省逐步扩大生产，开始自营出口。”——这是《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1938-1990）上记载的一段文字，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于传统普洱茶的新的茶类的诞生。
这种人工快速后发酵的普洱茶用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泼水渥堆，历时月余而成，为了区别于传统的普洱茶，将其称为“普洱茶（熟茶）”；而传统的用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直接精制加工后蒸压成型的紧压茶被称为“普洱茶（生茶）”。
普洱熟茶的出现，彻底推翻了传统普洱茶的给人留下的味酽而清香独绝的印象，取而代之的是色如琥珀、独特、不苦不涩、出厂即饮。这对普洱茶来说是好是坏，难以评说。随后为普洱的定义与加工工艺一直争论不休，虽然云南地方政府出台了普洱茶的地方标准并历年来几经修改，但一方面众口难调，一方面涉及多地区多省份既得利益，终难令所有人信服。
直到2008年6月17日，首份有关普洱茶的国家标准GB/T22111-2008的出台，才为普洱茶长久以来的争论暂时划上了句号。按新标准的定义，普洱茶是“以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茶为原料，并在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采用特定的加工工艺制成，具有独特品质特征的茶叶。
按其加工工艺及品质的特征，普洱茶分为普洱茶（生茶）和普洱茶（熟茶）两种类型；按外观形态分普洱茶（熟茶）散茶、普洱茶（生茶、熟茶）紧压茶。
新标准对于普洱的加工工艺流程按其类型与外形不同，分如下四种：
1、晒青茶：鲜叶摊放→杀青→揉捻→解块→日光干燥→包装。
2、普洱茶（生茶）：晒青茶精制→蒸压成型→干燥→包装。
3、普洱茶（熟茶）散茶：晒青茶后发酵→干燥→精制→包装。
4、普洱茶（熟茶）紧压茶：普洱茶（熟茶）散茶→蒸压成型→干燥→包装。
5、晒青茶精制→蒸压成型→干燥→后发酵→普洱茶（熟茶）紧压茶→包装。
普洱茶在经历千年沧桑后，老树新芽，在当代又放奇葩，成为近年受关注程度最高和争议性最大的一种茶类，有关普洱茶工艺与定义的争论不休，普洱茶地方标准也一改再改，估且不论这份国标中的内容是否值得商榷，但普洱茶国标的出现，标志着普洱茶有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适用的共同标准，让明确普洱茶身份及规范普洱茶行业有据可依，对普洱茶产业未来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