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做人，才能让人相信你会做事；
如何做人，才是一生最大的学问。
让跟你交往的人觉得放心，舒服，这才是最有智慧的做人之道。
让人对你放心，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这意味着这个人厚道，靠谱，就像一杯好茶的味道一样，让人记忆深刻。
曾国藩出身农家，最终却成为“千古第一完人”。
他进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成为整个清朝以一介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并在晚清恶劣、剧变的政治环境中全身而退，去世之时获得清廷国葬的最高优待，还让子子孙孙都能获福。
纵观曾国藩一生经历，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成就，这与他做人做事之道有紧密关系。
曾国藩深谙为人之道，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让对方感觉舒服，放心，这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话不多，我放心
揭露别人的短处与夸耀自己的长处，本质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优势，恶意贬低别人。这种行为是心胸狭隘的体现，在人际中最易遭人记恨。
所以，说话需要给自己留有余地，不要把自己置于进不可攻，退不可收的境地，一个剑拔弩张、喋喋不休的人，往往是浅薄俗气、缺乏涵养而不受欢迎的人。
曾国藩曾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群聚守口，独居守心”“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禁大言以务实”。精辟的、有价值的见解才能受人欢迎，泛泛空谈则招人生厌。
曾国藩的“戒多言”源于一件小事，当时他刚进入翰林院不久，正春风得意，一次在给父亲过生日时，对前来祝寿的好友郑小珊夸夸其谈，有些得意忘形，结果引起郑小珊反感，拂袖而去。
事后曾国藩后悔万分，他在日记里反思自己有三大错。
一是平常就自以为是；
二是嘴上说话没把门的，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三是明明说话得罪了人，还跟人强辩，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总结这三点，曾国藩说自己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连《礼记》里说的“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的道理都参不透，连语言这一关都过不了，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俗话说，“祸从口出”，立身之事，最忌的就是轻浮和自满，从而说出一些不恰当的话，或者为了自我夸耀而撒谎吹牛。
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给自己招致灾祸，二来也会失去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谁还会放心任用你？
所以，喜欢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人，最终都难成大事
聪明的人，懂得让功
1853年，曾国藩书生治军，创建了湘军。他自己都没想到，湘军竟能屡建奇功，最终将烧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烈焰扑灭。曾国藩是如何打造与管理湘军的？管理湘军，其实就这两个字，让部下对他“放心”，相信自己。
曾国藩有句名言：“功不独居，过不推诿。”湘军在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南京之前，打下的最后一个重要城市是安庆。
按理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这一战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特别是曾国荃，如果不是他在安庆城下稳稳地挺住，这一战，湘军绝对赢不了。
可是，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却把这一战的谋划、统筹之功让给了胡林翼，把前线血战之功让给了多隆阿，这令曾国荃十分气愤。
“安庆是我冒着生命危险，血战一年多才拿下的，凭什么把战功让给别人？”曾国荃质问他的哥哥。
对此，曾国藩只是捏须一笑，不做声。他的智谋，岂是曾国荃这种莽夫所能理解的。
对于曾国藩来说，让功有两重好处。一重是可以赢得别人的拥护。别人的功劳，得到了超出期望的肯定，自然会拥护曾国藩。
更为重要的好处是可以消除朝廷的猜忌，让朝廷对曾国藩放心。
历史上，手握重兵的权臣大多不得善终。只有懂得谦让，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让功给多隆阿尤其重要。多隆阿是八旗贵胄，他在朝廷面前给曾国藩说几句好话，是能一语定乾坤的。
聪明的人，不占便宜
占便宜，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哪一种目的，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便宜好占，或者难堪，或者麻烦。
李嘉诚曾叮嘱其子：“你和别人合作，假如利润你拿七分合理，八分也可，那我们李家拿六分就可以了。”曾国藩也有句名言：“利可共而不可独。”
1861年，湘军名将鲍超打了胜仗后，借给曾国藩贺寿之机，送来十六大包“战利品”。其中许多是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
曾国藩说：“你打开，我都看一看。”细看一遍后，他取出一顶绣花小帽：“我喜欢这个帽子，其他的，你都带回去去。”鲍超素来刚毅勇猛，此时眼圈却红了。
曾国藩派容闳去美国采购机器，这是一个肥差，按惯例，容闳必会送礼。但此时，曾国藩已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所以，他特意写信给儿子说：“容闳送的东西，价值不超过二十两白银，就收下，要是超过，就退掉。”
收下小礼，那是不拂人面子。拒绝大礼，既是坚守原则，又是仗义轻财。曾国藩说得好：“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他轻财，所以留住了人才。这样的领导谁不愿意跟随，谁又不放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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