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产的“广元贡饼”，重庆的“重庆沱茶”，过去其他省份生产的这些茶叶，也能叫做普洱茶吗？”
”听说在计划经济年代，港澳茶商和内地茶厂都不能直接接触，那具体的买卖又是怎么进行的？“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普洱茶是怎么进行买卖，生产和销售的？今天这篇文章，小编就来带大家了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普洱茶。
港澳市场的茶品配额制
首先，小编先为大家介绍最重要的茶品配额制，在计划经济年代，普洱茶买卖远不如现在方便，而是要执行繁琐的配额订货。
在当年，无论是香港茶商，还是其他国家的客商，获取云南普洱茶的常规方式只有一种：在每年一次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上，与省茶司签约订单。
每年广交会上，省茶司与香港头盘商的买卖模式，都是按照先签订货合同，再安排下属茶厂生产的方式运行的。
这里的头盘商，指的是当年港澳茶界的分级“规矩”，云南普洱茶抵达港澳后，头盘商分给二盘商，二盘商再分给茶庄茶叶店，最后再到消费者和酒楼手中。
在当时整个港澳地区，有资格在广交会上与大陆进行茶叶进口贸易的，只有15家头盘商，每家头盘商也都有自己的二盘商，每级层次分明，没有人敢僭越。
不过，虽然等级森严，但大家其实都赚不到大钱，毕竟当年的普洱茶价格低廉，又需要存放一段时间才能出售，而香港又寸土寸金，很少有人会有意识地存茶。
当年各级盘商手里都不存茶，只有位于终端的茶庄和酒楼会存茶，不过数量也很少，进茶和存茶的比例大约为5:1，叫做“存新卖旧”。
说回配额制上，头盘商不仅要签订单，而且数量上也有限制，并不是有钱就能垄断货源的，而其他的大小公司，就只能按照省茶司分配给各家的配额订货。
当然，有秩序就有人情，有些香港头盘商会偷偷送礼给省茶司的工作人员，企图多拿些货，如果能比往年多拿几吨，这一年的经营利润就有保证了。
只有香港第一头盘商——香港南天公司这个“头号客户”，省茶司才会尽量满足其各类要求，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南天公司在香港普洱茶界的超然地位。
而省茶司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以及云南普洱茶在香港的火爆程度，但他们也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毕竟配额量决定权不在自己这里，而在总茶司那里。
而之所以要实行这一不近人情的制度，除了那个时代固有的政策限制外，与各大茶厂自身生产能力有限，以及平衡各个省份的“普洱茶”出口，也有很大关系。
云南茶厂的茶粮挂钩制
没错，在当时普洱茶这一名称，还没有成为云南的地理标志产品，其他地区也都有生产过“普洱茶”，如广东的“广元贡饼”，重庆的“重庆沱茶”等等。
这些省份生产的普洱茶，大多出口到了香港和澳门，具体茶叶出口量，由省茶司上属部门”中国茶叶进出口总公司“，和国家经贸部共同协调管理。
不过虽然很多省份都在生产，但品质最好的普洱茶，还是当属“云南生产”，而当年的香港茶商也很清楚这点，这就导致了一个尴尬的事实：
总茶司规定，云南普洱茶的定价，要高于其他地区生产的普洱茶，而且要实行茶品配额制，如果不这么做，其他省份的普洱茶竞争力太弱，很可能卖不出去。
就拿7542来说，省茶司根据成本定价16元/公斤，总茶司可能就会硬提到18元，毕竟品质最好的云南普洱茶，如果和大家一个价，那其他省份的都卖不出去了。
因此，当年总公司对配额量，是有严格规定的：进入香港的特种茶类（包含普洱茶），不管是就地销售，还是转口贸易，总数量都不得超过6000吨。
这些出口产品中，7572、7542、8582、8592等七子饼茶，和7663、7653等沱茶只占少数，真正的大头是各种等级的普洱散茶，还包括很多级外茶。
这么多的茶品种类，经常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省茶司在报给总茶司审批的生产计划中，也经常会多报20% ~ 30%，尽量多拿一些生产配额。
首先，生产计划下大一点，地方政府的重视性就会更高，相应的配套措施也会更宽限，其中最重要的政策，就是“茶粮挂钩”政策。
当年负责茶叶种植的茶农，是不需要也不能再种粮食的，如果茶叶生产计划下得比较大，给茶农的粮食补贴也会更多一些，能保障其生产积极性。
茶农把采摘后的茶青，交由各茶厂在当地设立的初制所后，茶厂就会出具相关证明，让茶农拿着证明去供销社，换取宝贵的粮食和少量盐巴。
茶农按照计划采茶，茶厂按照计划收茶，这就是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常态。鼎盛时期的勐海茶厂和下关茶厂，每年的原料收购量可达7000吨~9000吨。
根据香港市场的口感喜好调研，省茶司规定各大茶厂生产的普洱熟茶，要用往年的老料做，做好了以后，还要再存放放一段时间，以消除堆味。
而且除了每年的出口内销外，茶厂还要担负起边销茶生产任务，而为了保证边销茶稳定供应，茶厂也要有原料储备，避免自然灾害减产，导致边销茶产量不足。
存新卖旧、茶粮挂钩、限量配额...正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才诞生这些特殊政策。
也正是因为这一时代背景，才造就了老茶话语权在港粤，新茶话语权在云南的普洱茶界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