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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一片叶千夜话,相信这句话喜欢喝茶的茶友一定都知道。茶叶的作为中国国粹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扮演很重要角色。更多茶知识欢迎关注公众号:BSyunbaitang
从本期起,云就开始为各位茶友详细的讲解这茶叶是从合适开始兴起到慢慢走向世界得到全球的茶友喜爱的。
两晋以前茶事
茶叶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保健品。茶叶最早是祭祀珍品,后有“茶菜”、“茶粥”、“面茶”、“油茶”和“凉拌茶”之说。中国的茶叶,最初兴起巴蜀,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
茶叶在汉代已经逐步推广为饮品,在西汉时期,我国四川一带饮茶、种茶已日趋普遍,在官吏富有之家,茶已经成为日常饮品,而且茶已经商品化。
两晋、南北朝时期,帝王、贵族聚敛成风,一般官吏、士人以夸豪斗富为美,贵族子弟声色犬马,玩够了大吃大嚼、以茶饼代三牲为祭的实例。
两晋、南北朝饮茶之风的兴起与道教的发展、佛教的兴起以及文人倡导清淡风尚有关。道家修炼气功要打坐、内省,茶对清醒头脑、舒通经络有一定作用。于是出现一些饮茶可羽化成仙的故事传说。南北朝时战乱不已,人们通过宗教来自我安慰,僧人主张清修,茶能使人沉静,许多僧人倡导饮茶,故佛教故事中多有茶事的记载。
饮茶从普通百姓到上层社会,特别是文人、僧、道、清谈家之中,饮茶已被看做高雅的精神世界享受和陶冶情操、表达志向的手段,不仅仅是醒脑解渴的方法,并且普茶网已经形成一定的社会层面,应该说,这标志着中国茶文化的形成。
唐代茶事
唐代是茶叶经济大发展时期。茶叶产区已相当广。
唐代的茶叶产量也已十分可观。估计总产量达10万吨。茶区广,产量大,饮茶者众,因而唐代的茶叶铺和茶馆就很发达。贡茶历史悠久,至少有3000多年历史。在周武王时期,巴蜀茶叶就是“贡茶”,但那时号称“贡茶”,带有礼品性质,也没有制度化,大约天宝年间。
从《新唐书·地理志》可知,唐时贡茶遍及5个道17个州府,每到收茶季节,朝廷使臣及地方官吏便纷纷奔向茶区,监督茶农采制贡茶。唐代还专置贡茶院,负责制造上等名茶,上贡朝廷。贡茶院建在吴兴郡的顾渚茶为贡茶的是陆羽。
更有意思的是,继盐和酒之后,唐代中期,茶税开始征收,而且税还很重,征收很严。其主要缘由是:茶叶成为唐人的饮食习惯以后,大大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同时,茶叶成为商品以后,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此时,北方非产茶区已成为茶叶销售的大市场。从南方产茶地区贩运茶叶便可以牟取厚利。唐王朝政局不稳,只有靠茶商开辟新税源,于是“税茶”制度便出现了。茶叶由不纳税到纳税,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一种自由的地方经济,正式被认定和提高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经济。
在唐代以前,我国南方一些地方饮茶、种茶的历史虽然已很久远,但是还没有一本茶学的专著,也就是说,茶还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的正式学问。随着茶业的发展和社会对茶的知识的需要,陆羽凭借自己掌握的丰富的茶学知识和对茶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前后花了近20年的时间,写出了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也是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茶经》的问世是对当时和唐以前茶学知识的全面总结和提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陆羽还身体力行,带着茶具为皇帝和达官显贵们表演茶技。因此,“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宋代茶事
宋代茶业的发展,突出反映在“建茶”的崛起,茶业重心向东南移,主要表现在贡焙从顾渚改置建安和闽南、岭南。除“建茶”的质量好外,另一重要原因则是气候变化,浙江宜兴、长兴,春茶迟于建安茶叶,发芽较迟,不能保证贡茶在清明前到汴京,而建安的茶叶,为欧阳修诗云:“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
宋代建安茶区异军突起,北苑的小龙凤团茶替代了顾渚的紫笋贡茶,声名远播。由于贡茶为御用所享,其茶叶的采制精益求精,从而促进和提高了茶叶的制作技术,以致后来“建茶”制法成为中国团茶、饼茶的主要制作技术。
宋代茶叶的产区和产量比唐代都有很大增长,而且社会饮茶者众多,饮茶者不仅要求茶叶价格低廉,而且希望煮饮方便。于是,在过去团茶、饼茶工艺制作的基础上,蒸而不碎,碎而不拍,蒸青和蒸汽末茶应运而生,并逐步发展起来。宋时,团茶、饼茶一类的紧压茶,称为“片茶”,对蒸而不碎、碎而不拍的蒸青和末茶,称为“散茶”。宋朝一些茶叶产地,包括唐朝专门采造制贡茶的浙江宜兴、长兴一带。,自不再贡茶时,改造团茶、饼茶为生产散茶,以适应社会大众饮茶需要。因此,宋代处于我国茶类生产由团茶、饼茶向散茶转折或过渡的阶段,实际上是与茶叶从“朱门”走向“柴户”、传统制茶工艺和烹饪习惯与当时的社会消费需要、宋代斗茶的盛行和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等诸多因素有关。
斗茶,就是茶叶质量优劣的品评和鉴别,是伴随着中唐贡茶制度而确立的。斗茶始于唐代,到了宋代,越来越普遍,已发展成为民间的一项比茶叶品质、斗烹试技巧、中华极富趣味性的竞技活动。苏轼有诗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每年在新茶上市前先要进行斗茶,“斗”出来的上品便是“官茶”。
宋代斗茶的盛行,与宋徽宗赵佶的好茶有很大关系,并以福建建安产的北苑茶为贵。达官贵人为了争得天子欢心,在北苑茶见新时,便各自献出先春绝品,在林下斗茶,个个神情专注,气宇轩昂。斗茶首重选茶及碾末,也注重水的选择。斗茶的用具或是金镂玉雕的,或官窑产的名瓷,讲究非凡。最后以茶的色、香、味决出高低。这斗茶的胜负非同小可,胜若登仙,败为降将,其荣辱竟是如此重大。一场斗茶,犹如今日的一场球赛或棋战,广为观众所关注。斗茶,推动了茶叶采制技术的提高。
明代茶事
明朝初年,朱元璋以减轻茶户劳役为由,下诏令:“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改制“先春”、“探春”、“次春”、“旗枪”和“石乳”、“灵芽”等散茶。这种不入品号、制作简易的散茶,曾是民间普通百姓的日常饮用茶,而明太祖下诏贡茶也按此制作,客观上对破除团茶、饼茶的传统束缚,促进散茶的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在制茶上,普遍改蒸青为炒青,这对芽茶和叶茶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也使炒青等一些制茶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至今,其许多制茶工艺和技术要点,仍沿用于中国各种名特优和高档茶叶的制作过程之中。
明清芽茶、叶茶的发展,还表现在促进和推动了其他茶类的发展。乌龙茶就是在这一时期新创制的茶品。此外,各类茶叶的制作技术也得到了丰富和提高。至此,六大茶类齐全并存。
中国古代茶学,主要汇集在茶书之中。自《茶经》起,经唐、宋两代的发展,至明清特别明朝中后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宋、元两代有31种茶书,其中不同内容的代表作有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周绛的《补茶经》、蔡襄的茶艺专著《茶录》和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茶法专著即沈括的《本朝茶法》以及沈立的《法易览》等。明代是茶书著述最多的时期,250年间出书68种,如张源的《茶录》、许次纾的《茶疏》、朱权的《茶谱》以及田艺蘅的《煮泉小品》、孙大绶,吴旦的《茶经水辩》、夏树芳的《茶董》、喻政的《茶书全集》等。这些经典之作,都是作者长期钻研,承前启后,去伪存真,丰富和完善的结果。到清代,撰刊的茶书共17种,而且大多是摘抄汇编性的,原创性的茶书较少。因此,如果说明朝和清初是中国传统茶学的一个繁荣或高峰期的话,那么到清朝中后期,中国传统茶学,也就慢慢地走向了终极。
与茶学没落相似的是,中国茶史上最悲惨的一段历史同时上演了。早在鸦片战争前,中国茶就风靡世界,独步世界茶市,当时出口茶叶的惟有中国,平均每年出口茶叶2.25万吨,占当时出口总额的60%左右,是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到1867年出口量增至6.55万吨,占世界茶叶出口量的90%以上。1886年出口量达13.4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
之后,由于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红茶及日本绿茶的出口量持续增长,并逐步瓜分世界茶叶市场,中国茶出口每况愈下。1890年,在世界茶叶贸易量中,中国茶的份额已降至50.9%.到1900年,中国茶叶的市场份额只有31.3%,1913年再降至21.3%,1919年更跌至10.8%。社会动荡,政治没落,中国茶价的决定权掌握在了英国人手中。历史告诉我们,国弱茶也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