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不只昭赫于先人超脱出世的心灵追求上，更体现在生活日用的审美趣味中。清居小斋，与雅友朋，谈玄论道，摹拓碑帖，弹琴唱和……至若一几一案，一草一木，在栖息游赏之外，更投射着主人的审美情趣。文人为筑就诗意生活追求奢雅之物，「远实用，而近审美」，若以今人的艺术洞见来印证古人的闲情性灵，则清介孤高外更具生活的情味。
构斗室、悬书画、设清供、主茶事，一间雅室在于日常营治，一生清居源自个人学养。古时文人「居山水间者为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林隐之风，虽已不适于今时，但清居小隐，寄情文房清供、茶案雅玩，足以澄怀远神，昔日的书斋陈设，茶席布施，亦是今人当下的出世修身法。
雅室有两种，一种供他人眼观，器玩陈设，琳琅别致，而主人终日忙碌，无暇清赏，满室生韵，却形同无物；
一种供自己闲玩拳石寸草，罗罗清疏，而主人静心闲赏，自得真趣，片景在案，却心游泉壑。
先人言：『读书不独变气质，且能养精神』。历代文人雅士，都非常注重自己的书房，书房除了作为物质空间的居所以外，还作为精神空间颐养着主人的心性。
书房始于汉唐，宋元普及，明清鼎盛。书房无一定之规，富者筑楼，贫者一席。有的雕梁画栋，有的则环堵萧然。
书房或筑于水滨，或造于山间；或藏诸市井，或隐于郊野；有 的植以南山之竹，有的覆以荆楚之茅，不一而足。
但总有一点是书房应有的品质，那就是简洁清雅。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专门谈到书房的装饰，有很多精妙的设计，但崇尚的是“宜简不宜繁”，力求“高雅绝俗之趣”。
明《长物志·序》言到：“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
这是对文人居室陈设的评价，也表达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中国古代文人无不重视书房的设置，讲究书房的高雅别致，营造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
书房的布置不在于华丽，而在于表达主人内心的情趣。
正如前人所言：『雅室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少陵诗，摩诘画；左传文，司马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窗』。
集世间之妙，室庐之中，无扰虑之事；收君子之雅，轩窗之下，无浊尘之物。时观之可清心明目，如春山初秀；时亲之可旷达虚朗，如春鸟初啼。
唐代诗人刘禹锡虽只有一间简陋的书房，但《陋室铭》中有：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雅生活之境何其广大，附庸者以物衬人，陶情者玩物见心。
书房室内的家具器玩陈设，最能体现文人的精神内涵。他们崇尚自然，讲究“精雅”，对于起居坐卧之具亦颇多关注，有的甚至亲操斧斤制作家具，注入了闲适淡雅、随遇而安、简而不繁的文人审美内涵。
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书房里的陈设极为讲究，有几、桌、椅、屏帷、笔砚文具、琴、书等，布置简而不繁，稍为风雅一些的会增加前代法书名帖，及一些古董时玩，这些元素构成了别具特色的古代文人书房。
从书斋室外环境的营造到书斋内陈设清玩的归置与摆放，处处体现出文人书斋对“清雅”二字的追求。
文人书斋的雅味有三：
一为，书斋之贵，在于养性明志，使人品格高尚；
二为，书斋之妙，在于通天接地，使人心驰神游；
三为，书斋之静，在于隔绝尘世，使人心宁神静。
在《西厢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张生借得佛寺一处雅室，虽然小，但是特别有文人气质，这一处所在叫做“容膝山房”。
文中如此描述容膝山房：室内窗明几净，水磨方砖铺地，一尘不染。绿纱窗下放一张紫檀木书案，案上文房四宝，一应俱全。
文人在这里私自独处，不记尘烦，择善而赏，格物致知，用最纯真的乐趣，颐养出最纯率的自己。
明代文人将书斋文化的雅气、雅趣、雅境发展到了极致，我们现在仍可从当时大量的文人闲赏类著述中，感受到这种富有意蕴的文人优雅生活方式的具体内涵，甚至是纤悉毕具的细节。
所谓：『无事且从闲处乐，有书时向静中观』。深居一室，闲书在握，清茶一杯，焚香一炉，于书房中习艺课字，既得闲养，亦得清心，人生本应富足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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