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普洱茶是“喝在香港，兴于台湾，产在云南，藏在东莞，卖在芳村“，大门不过细细回顾普洱茶在内地的复兴，你会发现一个被遗忘的重要城市：深圳。
实际上，深圳不仅是云南普洱茶连接香港市场的桥头堡，更是早期仓储与当代消费的重要节点，在普洱茶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今天这篇文章，就来和茶友们聊聊一个在历史上非常重要，但又不为人知的传奇公司——“深圳富华茶苑发展公司”。
富华公司的成立
上个世纪80年代，为充分运用改革开放的政策优惠，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省茶司）开始计划到深圳设立“外贸出口示范点”。
1988年，省茶司正式派员工在深圳筹建分公司，一年后，在深圳罗湖口岸，一家崭新的“深圳富华茶苑发展公司”宣告成立（以下简称富华公司）。
在计划经济时代，茶叶是管制物资，经常被用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用于换取宝贵的外汇，因此转口外销的管理相对严格，分为红茶、绿茶、特种茶等。
作为全国茶叶对港的一扇窗口，起初富华公司主要为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规模更大的红茶出口业务服务，接收来自双江、凤庆和昌宁等地区的红茶。
而后，广东国有拼配厂会将滇红和其他省的红茶二次调配，并将这些管制物资出口到前苏联、波兰乃至国际茶叶巨头立顿，换取宝贵外汇。
而普洱茶由于规模相对较小，就被列入了特种茶，当时同属特种茶的还有湖南黑茶、广西六堡茶、福建乌龙茶、铁观音等茶类。
虽然分类很详细，但当年的富华公司却经常乱来，为了完成出口指标，经常拿着用红茶证出口绿茶，还偷着代理过出口福建茶，得亏出货量不大，海关不严查。
新成立的公司预算充足，当年房价又不贵，富华公司就一口气买下了一栋六层高的大楼作为中转仓，每个楼层储量在80吨，最多可储备近500吨茶叶。
不过虽然仓储储量很大，但当时思茅、保山、德宏，腾冲产的滇红滞销严重，普洱茶却相对畅销，富华公司只是打算把它作为一个去库存的中转站。
而且在当时，很多开放政策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有些地区还无法摆脱旧的计划思维束缚，茶叶的销售也远没有现在这么便利，而是被分为了好几个渠道渠道。
当年茶叶内销非常依赖供销社土产系统，来自茶山的茶叶需要先从乡镇运往城市入库，再由市一县一乡一镇，逐级流入民间分销，产地直销的风气还没有成型。
富华公司的辉煌
后来有段时间，富华公司发现港台茶商经常抱怨云南茶口感不对，不是“红汤普洱茶，抱着对所谓红汤茶的疑问，富华派员工赴港做实地市场调研。
在和香港的二盘商深入交流后，富华公司这才发现，香港人喝茶追求陈韵，认为普洱茶饼要由青转褐，茶汤也要转为红汤才能入口，喝起来才不伤胃。
而普洱茶当时价格低廉，而香港地界又寸土寸金，即使放在租金低廉的地库，长久以来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很多茶庄就只能泼水促进发酵，加快红汤茶的出现。
而这时，富华公司成立时买下的大仓库就派上了用场，尤其是在香港回归之后，南天公司不复昔日荣光，很多头盘商也颓势渐显，原来的出口垄断局面被打破。
因此，对于原先的三盘商和茶庄来说，两地距离很近，能经常能来深圳看货订货，资金不足时也可先付定金，分期拿货，经营方式更加灵活。
而对于原先的二盘商和后起的大茶商而言，从富华公司批量拿货不仅有价格优势，而且也不用占用自己的资金和仓库，资金链条更加稳定。
到后来，富华公司名气越来越大，连金元行、东荣，永生祥等当时的广东茶叶头盘商都找上门来寻求合作，富华公司逐渐成为了云南普洱茶的批发点和货源地。
富华公司的衰落
就这样，数以万计的云南普洱茶，通过富华公司这一中转站，跨过珠江，流入香港，成为了20世纪末期和新世纪之初普洱茶复兴的巨大助力。
这些存放普洱茶的富华仓库，就是深圳仓的原型，80年代中期的“肇庆仓”，和九十年代初的“深圳仓”，在时间上都要早于现在的广仓和莞仓。
不过在后来，发展迅速的深圳一跃为一线城市，房价也水涨船高，深圳大规模存茶无以为继，广州芳村和东莞相继取代了深圳富华的销售和仓储地位。
而富华公司的内部也不乐观，从93年国家取消统购统销政策开始，省茶司就开始实行部门承包制和员工股份制，先后分出特种茶部、红茶部等多达70多个部门。
到了1999年，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云南普洱茶落实了内外贸合并政策，使得外贸权限被完全放开，富华公司再也没有昔日的特权，也逐渐失去了之前的优势。
在省茶叶公司垫资并收取资金占用费的背景下，几个富华公司职工开始尝试自主承包业务，富华变成了内部独立核算单位。
再后来，这几位员工不仅限于满足上面的承包任务，还开始自主拓展经营，并将公司更名为万众隆有限公司，而深圳富华公司，也就此消散于历史长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