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宋朝，它留给我们的历史印象是“重文轻武”“文恬武嬉”。陈桥兵变后，赵匡胤用一杯酒换来了兵权，也开启了一个属于文人士大夫的盛世。
文人在饱读圣贤书、学优登仕的同时，抚琴对弈，挥毫泼墨，吟诗填词，饮酒啜茗，插花焚香，博古清赏，游山玩水，园林雅集等诸般闲事亦是毫不偏废。就拿史上最文艺的皇帝宋徽宗来说吧，精通多种艺术门类，不仅以御笔为茶著书立说，而且有时还亲手为臣子点茶。
此季，随着炽烈的文风劲吹，形成了集儒学之大成且融贯道家、禅宗（佛家）思想的理学，使宋代文化变得更丰盛，并且闪耀着理性的思辨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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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认为，“宋人比唐人要细腻、敏感、脆弱得多。他们不是象唐代士大夫那样以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自己的力量去扫视，聆听、去触摸、斗争，张开双臂拥抱世界，而是默默地与世界离开一段距离，用心灵去体验、去咀嚼、去思考着外部事物。”
宋·刘松年《西园雅集》
“格物致知”是宋代理学思想的精髓所在。
受理学的影响，文人在进行诸般闲事时，不止于陶冶性情或娱情悦性，还善于通过自己的视角去观察、去思考、去剖析“物”背后蕴涵的“理”。
譬如，苏轼论谈琴：“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又如，王安石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苏轼《一夜帖》
卢梅坡赏梅：“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像这类富有理趣的哲理诗在宋诗中很常见。
朱子像
当然，品茶也不例外。宋代理学灵魂人物之一的朱熹，就曾以茶喻理。
他说：“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
问：“此理如何？”
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礼本天下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
又如‘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都是此理。”
即使是斗茶娱乐，文士们也不忘发表议论一番。
譬如，唐庚的《斗茶记》。文中，他对斗茶的经过并无过多的笔墨，而是借斗茶来阐明自己的态度：“吾闻茶不问团绔，要之贵新；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
理学也对包括茶器在内的陶瓷艺术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蔡襄的《茶录》、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对茶器审美与实用的细节都有详尽的描述。
如论盏，“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宜立，易于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
建盏，从釉色、纹饰、造型和形制上都达到了美与用的高度统一。
在形制上，如前文所述，束口盏是专为斗茶而生的器型。它的总体造型呈“V”字线型，俊巧典雅。据陶瓷学者研究，这样的造型“体量关系对比强烈，它的口沿部分体量大，圈足部分体量小，两者之间相互衬托，体量小的圈足，衬托出体量大的口沿部更为突出，使视觉感更为明确。反之，体量大的口沿，烘托出体量小的圈足更为轻巧，亭亭玉立。”
它功能的设计也很巧妙：口沿处的“注水线”正好是盏容量达4:6时的临界线。斗茶时，茶筅击拂时涌起的汤花能漫过这条线，汤花退，水痕见，高下立分。而且“V”字线型，易于饮者端持，可一边品饮，一边欣赏盏内的纹路。
“蟹眼已过鱼眼生，兔毛倾看色尤宜。”（苏辙《次韵李公择以惠答章子厚新茶》）“鹧鸪碗面云萦宇，兔毫瓯心雪作泓。”（杨万里《陈蹇叔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李圣俞郎中出手分似》）作为建盏独有的纹饰，兔毫、鹧鸪斑令人赏心悦目，激起了文人墨客的诗情。
又如，论汤瓶：“瓶宜金银，小大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利害，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欲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
论茶筅：“茶筅以箸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欲疏劲，本欲壮而末必眇，当如剑脊之状。盖身厚重，则操之有力而易于运用。筅疏劲如剑脊，则击拂虽过而浮沫不生。”
责任编辑：王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