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对茶的概念就是外公用潮汕水平壶沏出状若酱油的汤水。昂着脸看外公用白瓷小杯嘬嘬的吸入口中，眯着眼是满脸的满足。这时，外公会在我们孙子辈的杯子沏上一些茶，再用白开水兑得淡一些，孩子们喝得不亦乐乎，不时学着大人干杯。
稍大，听母亲讲小时候的故事，外公叶永嘉与外婆在印尼棉兰做茶叶和食品生意。儿时的母亲和姨舅们时常在外公的仓库里玩捉迷藏，散开后，躲到日中午时，谁也找不到谁，待到保姆阿姨寻来，才各自无趣的回去吃饭。
一九六六年，印尼排华运动，外公结束了棉兰的福昌茶厂，举家回到福建漳州云霄县大埔镇，在石林开始了红碎茶的试制和教学。
上世纪七十年代，每年春节回去过年，母亲会带着凭票供应的“种末”、“一枝春”、“水仙”各两份悉数带去孝敬外公。早上孙子们都要围着外公讨要一杯茶喝，孩提时怎知道什么叫喝茶，就是喜欢那份热闹，但茶的烙印深深印在了脑海里。
时间转到了一九九五年，爱茶的缘故，便与朋友在厦门开了茶店。朋友从广东进了一个金瓜普洱，通体乌黑，说价值五千元。那时厦门最好地段的房价才2400元一平米。挪动时，少许茶叶散落在桌上，惜物和好奇的心使我将茶沫收拾起来冲泡，刚入口一股刺鼻的味道冲上了头，寻思道，这茶怎么会值五千元？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