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在皇帝的御桌上

宋徽宗皇帝赵佶总体上是个艺术家，他在书画上犹有造诣，同时，他也是爱茶之人。他精于茶艺，曾多次为臣下点茶，蔡京《太清楼侍宴记》记其“遂御西阁，亲手调茶，分赐左右”。据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记载，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还下诏北苑官焙制造、上供了大量名称优雅的贡茶，如玉清庆云、瑞云翔龙、浴雪呈祥等。他在《大观茶论》中写道：“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后人有不自知为利害者（要告诉人们茶的利和弊）”。

《大观茶论》共2800字，够皇帝老儿构思、整理、写作一阵子的。他先是极大地赞美了茶的好处，他说茶沾着浙江福建山川的灵气，饮之“袪襟涤滞，致清导和”。之后他从20个方面写了茶的种种，如茶要种植在南坡，惊蛰时就要劳作。黎明时就要采茶，太阳出来就不能再采，采茶不得用手指揉，以免沾了汗气而不洁，此后详细地写了蒸压、制造、鉴别、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和品名，细致得让人惊叹。

对我这样的普通普茶网来说，我尤其我喜欢他写水时说的：“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古人品水，虽曰中泠、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常汲者为可用。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腥，泥泞之污，虽轻甘无取。凡用汤以鱼目、蟹眼连绎迸跃为度，过老则以少新水投之，就火倾刻而后用”。

另外，在“点”一目中，他说：茶水上面有一层厚厚的浮沫，喝了它对人的身体特别有益，喝多少都不会过量。这个观点也很有趣。

关键是在“鉴辨”一目中，他对贪利之民购买外焙的白茶芽，冒充北苑茶表示不满；在“品名”一目中，他也愤愤骂逐利之人造假：“后相争相鬻，互为剥窃，参错无据，不知茶之美恶，在于制造之工拙而已，岂岗地之虚名所能增减哉。”他还披露，有人甚至采摘杮叶、橄榄叶同茶掺杂起来制造，味道虽相似，但喝时发现有些隐隐的轻絮物浮在茶上，这种茶喝了会生病。

旅美书法家蒋彝曾在《中国书法》中高度评价赵佶的字，他说见这字，就可以想见，这个皇帝雍容而性情，是个好相处之人。从《大观茶论》中看得到徽宗教人种茶、制茶、喝茶之精微，又见他体恤百姓之柔情。

另有一个皇帝即明朝朱元璋，也是一个体恤茶农的人。洪武24年（1391年）9月，朱元璋下诏:“建宁岁贡上供茶听茶户采进，有司勿与。天下产茶去处，岁贡皆有定额，而建宁茶品为上，其所进者必碾而揉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俾专事采植。”这则诏令，除规定废除团饼改贡茶芽外，实际上又把古代官焙贡茶改为民间贡茶。唐宋时期的贡茶，以官焙贡茶为主，明代则由民间贡茶取而代之，官焙贡茶不复存在。这则诏令，导致散叶茶大兴。炒青叶茶（散茶）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免除了茶农的徭役，官焙贡茶改为民间贡茶，推动了中国茶业的发展。

去岁，我去了贵州贵定云雾镇鸟王村畔一座山丘。拾级而上，有亭翼然，两柱间有横匾一幅， 上书“贡茶碑亭” 。亭间有两块石碑，碑文蚀化，隔着玻璃罩依稀辨得乾隆、银两字样。亭子一角放置着一块新勒之石碑，写着仰望抗贡碑，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碑云：

“本年四月二十日接春钧札，因仰王苗民雷阿虎禀“年老茶枯”，仰约前往确查，据实禀复。奉此约，遵即前往临山踏勘：茶老焦枯，并无一株生发，实非苗民治枯捏禀倩缘。奉札查禀明，伏乞查核施行上禀等情。据此，查茶树既俱枯坏，并无出产，应干除批示外，合行给照。为此，照给该苗民等遵守：嗣后该处年年给贡茶定数，茶触及其余所派之茶准行停止，以免采办之累。如有差人以办茶下乡滋扰者，许尔等指名禀究。须至照者。据呈缴茶拨银肆百贰拾两，收后发交殷实之户生息年，再年购办该处贡茶。”

碑文语无戏言，系正常公案之记录。但公案之后是一个狡黠有趣的故事。是年，苛政猛于虎，贡茶征敛日重，当地苗人茶民不堪其苦，忍痛用开水把茶树浇死，而佯称“天灾”，迫使官府通告“停止进贡”，并奖掖银两以恢复茶叶生产。如此软手段，可见茶农之智勇。

茶是开门七事之一，可是它上了皇帝的御桌，有了他们的三番五次的御批和著文，足见茶为史上国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