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我能理解父亲的做法。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是不是我偷的钱已经不重要，看父亲暴打我一顿，对他们来说最重要。
就因为我家很穷。
因为穷，就会干坏事。
在别人看来，这就是理所当然，不需要调查，更不需要真相，完全没有必要。
小时候，家里很穷。
大山里，山多地少，道路闭塞，人均不到5分的耕地，还有大半是贫瘠的坡地，仅剩的水田，出产只够果腹。
在我零碎的记忆中，相比于邻居，我家似乎要更穷一些。那是一个于姓祖居之地，村里大部分人都姓于。像我家这样王姓外来户，全村也找不到几个。
被欺负成为必然。
父母老实、勤恳，埋头苦干，用一辈子的汗水浇灌着仅有的土地，换回一家4口的勉强度日。
爷爷早逝，家里只有奶奶、父母和我一个男丁。在奶奶的故事里，我家以前是别地的大户人家，家有良田百亩，人丁兴旺发达。
结果因为人所众知的原因，一个大家族，倾刻间土崩瓦解，亲人四散逃离，爷爷奶奶带着年幼的父亲来到了这个地处深山的未知村落，一路跪求，寻了个落脚地，开荒种粮，安顿下来。
我的母亲，也是一个逃难至此的流民，被爷爷收养。及至父母成年，草草拜过天地父母，后来就有了我。
印象中，母亲一直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从来不曾告诉别人自己的身世。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她的老家在哪里，还有没有亲人？
母亲只告诉我，“家里人都死绝了，这里就是我的家。”
尽管身世不明，但母亲还是教育我说，“做人要有骨气，再穷再累再苦，也不要偷鸡摸狗，被人戳了脊梁。”
外来户人家的孩子，几乎很难在村里立足。我小时候没什么朋友，整日坐在自家茅屋的门槛上，看着对面山岗上的太阳发呆。
后来大一点，连发呆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玩耍。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放牛。奶奶和父母都早早下地干活，我要负责一家人的一日三餐。
当时还没有锅灶那么高，站在自己的小板凳上煮饭烧菜。现在被人夸赞的厨艺，或许就是那个时代打下的基础。
到了上学的年纪，父亲央求村小的校长，给我起了学名，坐进了教室，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上课。
我不爱学习，只想着放牛砍柴和打猪草，虽然累，虽然苦，但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大山里面乱窜，偶尔碰见野兔，还能让我家的黄狗去撵一撵，运气好的话，叼回来打下牙祭，一家人都开心。
但是父母不许，逃学几次都被他们用棍棒撵回了学校。于是，我成了学校里那个每天都要被罚站，被老师打手心的蠢孩子，在一群同龄人的哄笑声中，惭愧地低下了头。
我不傻，我也有羞耻心。但在大山里，这似乎是最没用的东西。因为穷，因为外来，别人会觉得，你天生就该被欺负，天生就该被耻笑。
记得有一次，教室里有个孩子丢了钱。不多，也就一毛钱。从同学到老师，大家都认为是我偷的。
可是我没有，但没有人相信。因为我家穷，所以理所当然就应该是我偷的。
最后钱没找到，我又死不承认，老师喊来了我的父亲。结果可想而知，在全校人的面前，父亲暴揍了我一顿。
现在回想起来，我能理解父亲的做法。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是不是我偷的钱已经不重要，看父亲暴打我一顿，对他们来说最重要。
就因为我家很穷。
因为穷，就会干坏事。
在别人看来，这就是理所当然，不需要调查，更不需要真相，完全没有必要。
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嘛，穷乡僻壤出刁民。穷是原罪，是别人可以心安理得给你安一个罪名的最好借口。
一家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哪有抗争的勇气，只有活下去的卑微。
其实，我真的偷过一次钱，而且是一笔巨款，足足有一块钱之多。
在那个水果糖只要一分钱，高粱饴也才五分钱的年代，一块钱无疑是一笔巨款。
一年秋天的某一天，父母把橱柜里的破棉袄翻出来，晒晒霉气。到了傍晚太阳下山，我负责将晒过的棉袄收回家中。
收叠棉袄时，鬼使神差的，我把手伸进了棉袄的口袋，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币。小心的抚平褶皱，我惊喜地发现，这是一块钱。
父亲还在田里干活，母亲在烧锅，奶奶在喂猪，没有一个人关注我。
当下，我做了一个决定，要偷走这一块钱。
我不敢将它揣在口袋里，担心母亲洗衣服的时候发现。
左瞧右看，最终决定将它折起来，塞进柴棚的砖墙缝里。柴棚是借着房子一面墙壁搭起来的窝棚，上面铺了一层厚厚的稻草，防止雨水淋湿柴火。
柴棚很暗，砖墙缝隙很小，如果不是仔细寻找，应该没人发现。
那一整晚，我激动战栗的睡不着觉，在床上翻来覆去，被睡在身边的奶奶狠狠地骂了一顿。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没有人发现，我偷拿了一块钱的事情。
到底该怎么花呢？
是去供销社里买10颗水果糖？还是买一两油盐瓜子，要不再买几颗高粱饴？长这么大，我还没吃过软糖。大白兔奶糖就别奢望了，想也不敢想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终于下了个决定：先藏好，等老是在我面前炫耀糖纸的二胖狗再买糖时，我要比他多买一颗。
当二胖狗拖着长长大鼻涕找我父母告密，说我偷了别人的钱买糖吃时，我就知道坏事了。
这小兔崽子，竟然出尔反尔。明明给了他一颗水果糖，友好协商不告密，结果转身就把我卖了。
事后，父亲拿着弯刀上了山。他要去砍一根新的锄头把子，因为旧的那根断了。
当然，不是打我屁股打断的（要不是奶奶护着，可能就是了），而是在奶奶带着我逃离父亲的棍棒后，他一生气，摔在门口青石门槛上，裂了。
我只敢把这一块钱的事情告诉奶奶，不敢跟父母说。但父母还是知道了，父亲没说什么，摇摇头扛着新锄头走了。母亲却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了一句：不告而取谓之窃。
年幼的我，当然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我遇到鲁迅先生，懂了孔乙己说，读书人的事儿，怎么能算偷呢？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不过，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不告而取，哪怕是自家的东西。也是从那时候起，我的口袋里偶尔会有一分两分的零花钱。一部分，是我趁着放牛砍柴的间歇，上山采药卖钱的抽头，另一部分则是父母给的。
长大后，一时闲谈，又说起这一块钱的事儿。母亲说，其实，我早就知道那一块钱是你拿的，因为那一块钱，是我当天洗衣服时，从你爸衣服口袋里掏出来的。
当时钱已经湿了，我担心放在外面晾晒，被风吹跑或过路人拿走，就顺手塞在棉衣口袋里。
晚上叠棉衣时，发现口袋里的一块钱没了。我就知道是你拿的，只是希望你，主动地告诉我们。可是你没有，让我很失望。
后来你爸打你一顿，我没有插手。我觉得那是你应该得到的惩罚，就像我告诉你的：不告而取谓之窃。
听了母亲的话，我的脸一阵发烧，无地自容。现在想来，这就是我人生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伤疤。或是揭开它，才能活出更真实的人生。
